城市公共绿地对人群健康水平有着密切影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体力、社交与休憩活动在两者间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本文以南京市老城区35个小型公共绿地为样本，研究规划布局和设计阶段的建成环境要素对人群健康活动的引导作用。结果表明：绿地区位布局对健康活动频次密度的影响相对较低，邻近高密度住区的绿地对健康活动频次密度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功能密集区域内的绿地；功能设施是影响健康活动频次密度的主导因素，其中休憩座椅密度的正向效用最为显著；合理的空间配置、开敞的环境界面能够显著促进健康活动的发生，绿地率或步道密度过高反而会对健康活动频次密度产生负面影响。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对小型公共绿地规划设计提出了相关建议。
绿地与人群健康程度高度相关[1]，人们在绿地中进行亲近自然、健身运动和社交娱乐等有益于健康的活动，是促进人群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径[2]。然而，在土地资源紧缺的城市建成区域规划建设大规模城市公园是不切实际的。因此，通过小型公共绿地“见缝插绿”地提升城市公共绿地系统的服务功能、满足城市居民日常活动需求更具可实施性。
国内外针对小型公共绿地的研究多聚焦于内部建成环境特征，且主要关注其对使用者心理健康的影响，侧重于研究绿地品质对使用者主观感受和满意度的影响。本文则聚焦于探究在规划设计阶段建成环境的可操作要素对人群健康活动的影响作用。
本文选取南京市老城区为研究范围，总面积约43km2。综合各类定义，本文将小型公共绿地的面积界定在0.04～1hm2之间[3]，分别选取滨水绿地、社区活动广场、历史文化遗址、临街休闲广场等类型的共35个小型公共绿地作为样本。
研究分两阶段：1）确定各项指标及量化方法，完成数据收集；2）以小型公共绿地建成环境要素数据为自变量、以场地内健康活动数据为因变量，建立岭回归模型并分析结果。
▼城市小型公共绿地建成环境特征与健康活动相关性分析的探究框架 © 关芃，徐小东，徐宁，王伟
研究以小型公共绿地活跃时段内的多个瞬时健康活动频次[4][5]为因变量，表示场地内的健康活动状况。同时，选取健康活动频次密度（即样本内健康活动频次与样本总面积之比）作为因变量数据，以平衡场地规模对结果的干扰。本研究对不同类型、不同活跃时段及不同使用人群的健康活动对建成环境各要素的依赖程度进行了逐项分析，并展开了针对性研究。
调研于2019年秋季温度适宜、天气良好的日期展开；以各样本内空间视野开阔的位置为调研点，分别在上午（7:00~10:00）、下午（14:00~17:00）和夜间（18:00~21:00）人群活动活跃时段内对样本每一个小时进行一次扫描式拍摄记录[5]，各样本均选取一个工作日和周末进行数据记录，最终收集到630组瞬时健康活动数据。计算各样本内的健康活动频次密度，并对建成环境要素进行勘察与测绘，计算各指标数值。
▼各样本内工作日、周末及日均健康活动频次密度分析 © 关芃，徐小东，徐宁，王伟
研究对自变量和因变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借助SPSS统计软件构建综合模型。由于部分变量存在中等程度的多重共线），因此选择岭回归进行拟合。经过逐步剔除变量，最终变量L1、L2、L3、S2、S4、E2、E3、F1a和F1b得以保留，获得清晰的岭迹图（K=0.3）。
▼建成环境要素与日均健康活动频次密度回归模型岭迹图 © 关芃，徐小东，徐宁，王伟
将自变量与不同活动类型、时段、使用人群的健康活动频次密度进行回归拟合构建特征模型，拟合过程中各模型保留下来的变量有所差异（表1）。表1中未列出的变量，即为该模型在岭迹图阶段剔除的变量。
综合模型的拟合情况较为理想，各变量的解释力总计75.5%。变量中对日均健康活动频次密度呈正向影响的要素按照重要程度（Beta系数）依次为F1a（0.267）、F2a（0.232）、E3（0.198）、E2（0.147）、L1（0.144）和S4（0.108）；呈现负面效用的要素为S2（-0.208）、L2（-0.134）和L3（-0.105）；S1、S3、E1、F2和F3在综合模型中并未展现出显著作用，其效用有待通过特征模型进一步细究。
特征模型中，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与综合模型一致，验证了模型的稳定性。部分变量在不同特征模型中展现出的显著性和影响程度有所差异，可见不同健康活动对各要素的依赖程度和敏感度不尽相同。
L1在多个模型中均与健康活动频次密度呈现正相关，说明可达服务范围内居住建筑面积越大的小型公共绿地内产生健康活动的可能性更高；L2在多个模型中与健康活动频次密度呈现负相关性。功能密集区域的使用群体多为上班族、学生和游客，对小型公共绿地的使用频率低、使用时间短；L3与健康活动频次密度在多个模型中存在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多个紧邻的公共绿地虽然对于使用者具备一定吸引力，但彼此之间也存在一定竞争关系。
S2在多个模型中与健康活动频次密度呈负相关。植被可以有效改善场地微气候，对提升场地环境品质有重要作用[6]，但其占比过大会减少硬质铺装面积占比、挤占人们的活动场地，从而导致健康活动频次密度的降低；S4在综合模型中对日均健康活动频次密度的影响作用不明显，对健身运动型活动（0.199）和舒缓休憩型活动（0.196）存在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S3与儿童健康活动频次密度呈显著负相关（-0.254），步道空间对儿童并不具备持续的吸引力。该指标在综合模型中未起到显著效用，因大部分小型公共绿地内的步道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不强，仅起到通行作用；S1在所有模型中均未对健康活动频次密度起到显著影响，说明不同规模的小型公共绿地都可以通过合理的布局设计促进健康活动的提升。
在综合模型中，E3对日均健康活动频次密度的影响最为显著并呈正相关，说明较为开放的场地对人们的吸引力更高，也具备更高的安全性；E2与日均健康活动频次密度也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界面临街率较高的样本可达性好，夜间安全性也较高；E1在综合模型中未发现显著作用，但对上午活跃时段（0.116）、夜间活跃时段（0.119）和健身运动型活动（0.113）呈促进作用，说明人们乐于在滨水景观良好的场地进行活动。
F1在综合模型及各个特征模型中对健康活动频次密度都呈现出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F1a和F1b对不同类型和时段的活动存在不同影响；F2对日均健康活动频次密度未见显著影响，但对健身运动型活动（0.180）呈显著正相关，且备受儿童（0.162）青睐；F3对夜间活跃时段的健康活动频次密度（0.173）呈显著促进作用，且与儿童健康活动频次密度（0.124）存在正相关。说明适当密度的照明设施能提升场地活动舒适度，夜间安全性，便于家长对儿童的看护。
1）小型公共绿地的合理布局和设计能够有效提升其对健康活动的引导作用，促进居民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
2）在区位层面，布点可达服务范围内居住建筑面积越大的小型公共绿地对健康活动的促进作用远大于选址在功能密集区域的小型公共绿地，而集群布置的公共绿地虽能为居民提供更多样的选择，但集群内单个绿地对健康活动存在竞争性。
3）在功能空间层面，功能设施是影响健康活动的主导因素，其中休憩座椅设施密度的增加对健康活动有较高的促进作用，健身设施的设置对健身运动和儿童健康活动存在显著的促进效用，适当的照明设施则有助于提高夜间健康活动频次密度。合理的空间配置也能够较为显著地促进健康活动的发生。绿地率过高时，健康活动频次密度将显著降低；步道密度过高对儿童的健康活动存在负面影响；空间类型丰富度对健身运动型和舒缓休憩型活动呈显著促进效用；环境界面形式对健康活动也存在一定影响，界面开敞、临街率高的小型公共绿地更易吸引人们访问并参与健康活动，滨水界面率则与上午和夜间的健康运动频次密度呈正相关。
本研究关注小型公共绿地建成环境要素对人群健康活动的影响，部分要素的分析结果与其他相关研究中该要素对人们主观感受的影响的分析结果差异较大。这意味着部分要素对健康活动客观存在的“量”和人们主观评价的“质”的影响作用是相反的，在设计过程中应根据实际需求对两者进行均衡考虑。由于本研究仅对相关性展开探讨，对各项指标的合理数值区间的研究不足，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通过拓宽样本数量进行深入探索。
小型公共绿地的选址、规模、类型及布局应综合考虑潜在使用人群的可达性和活动需求；在密集居住区域增大活动场地的面积占比，在功能密集区域着重加强环境品质的优化。此外还应关注以下层面：
1）应提供足够容量的活动场所和丰富的空间类型；建议采用高冠树木与休憩设施、活动空间紧密结合的形式，避免布置大面积无法进入的绿地；步道的铺设要与周边步道系统建立良好联系，且密度不宜过高；
2）需保证场地良好的开放性，宜在人流量大的临街界面结合无障碍设施设置开敞入口空间；利用滨水空间布置休憩设施或健身设施，或保证滨水活动场地规模；
3）布置充足的户外座椅，采用木质座椅以提高舒适度[7]；提供多样化的休憩设施[8]，利用花坛边缘和树池四周布置集中座椅、布置座椅容量较大的遮阳休憩设施；结合树木或休憩座椅设置健身器材；铺设适宜密度的照明设施，保证夜间场地照度能满足健康活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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