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人”遗址微型鸟雕像、高庙白陶、双墩陶塑人面、仰韶彩陶、红山玉龙、良渚微刻、石峁石雕、二里头绿松石龙……
中华文明“满天星斗”的史前遗址上，发掘出土的艺术遗存更是星光熠熠，这些“高颜值”担当的史前艺术相互影响、借鉴融合，为中华文化五千年绵延发展奠定了深根厚脉。
2020年12月，“河南‘许昌人’遗址出土的一件微型鸟雕像”入选美国考古学会2020年度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件微型鸟雕像距今1.35万年，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雕塑，将中国艺术中鸟类的表现提前了8000多年，成为继出土8万至10万年前许昌人头盖骨化石及大量精美细石器之后，该遗址又一重大考古发现。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说，微型鸟雕小巧玲珑、造型生动，反映了古人类精湛的雕刻技术和对自然形象的细致观察与高度模仿、创作能力。
他认为，这是一项有关远古人类技术、思维和审美追求的重要考古发现，对研究当时人类的技术水平、审美和意念表达能力，以及区域间人类群体的迁徙与交流等非常重要。
据了解，微型鸟雕以均匀烧烤过的鹿角为材料，用细石器中的雕刻器精致雕刻而成，雕刻艺术高超，手法精湛，鸟身线条简洁流畅，形态完美，静中富有动感。翅膀部位刻线寓意羽毛，非常细致，栩栩如生。它身长2.1厘米、高1.2厘米、厚0.6厘米，保存十分完整，局部显示清晰的雕刻痕迹。
微型鸟雕化石发掘者、考古学家李占扬研究员称，雕刻鸟的足部前后两端刻有对称的凹槽，形成很平的底座。如果将鸟放置于平整的面上，可以平稳站立且能让它转动，说明当时人类已熟练掌握重心平衡的原理。
“‘许昌人’微型鸟雕化石透露的信息，带给我们许多遐想，这化石级的不朽艺术作品，一定开始引领艺术潮的行进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王仁湘指出，艺术在史前是信仰飘扬的旗帜，中国先民在史前时代就造出神，并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来表现神的形象。
他梳理说，中国史前造神运动可概括为白陶、彩陶和玉器三种艺术形式，推动形成三次艺术浪潮。“史前时代留下了数不胜数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记录了那个时代先人们的精神追求”。
第一次艺术浪潮白陶，白陶发现虽比彩陶和玉器晚，但它本身存在的年代为8000年前，早于彩陶和玉器，主要在江南一线，集中发现在湖南。白陶有很多纹饰，不是用彩绘方式，而是用篦点压印方式来表现。
白陶用篦点压印出来的图案，其震撼的美感“可以说美得无以复加，也神秘得无以复加”。白陶上的构图，“那么抽象的元素，那样时尚的表达，那么隐晦的意向，那么细腻的制作，这是意料之外的灵魂艺术”。
第二次艺术浪潮彩陶距今约7000到5000年，中国首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就是以彩陶为代表的史前文化。彩陶激起的浪潮，将仰韶文化典型代表庙底沟文化彩陶传统与精神文化传播到更广大地方，这表明一种文化认同，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一种大范围的文化认同。
庙底沟文化彩陶有一种巨大的扩散力，“它让我们清楚感受到中国史前出现一次规模强大的艺术浪潮，浪潮的内动力是彩陶文化自身的感召力”。这个传播是一种文化趋同的过程，彩陶不仅仅影响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信仰，并超越了历史和地域，使得古今的传统一脉相承，“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图案图形，都可以在彩陶里找到源头”。
第三次艺术浪潮玉器距今约5500至4000年，重点是良渚文化的玉器中的玉璧、玉琮和玉钺三大件，其源头可能能追溯到距今7000-5000年的河姆渡文化。
良渚玉器刻工精致至极，其“琮王”上“神徽”图案线多根线条，形象而言即在指纹两条线之间再刻一条线，难度可想而知。“良渚人玉器微刻实际就是精细当中见精神，也许就是为了追求一种常人达不到的境界，这是一条精巧的通神之路，他就要一刀一刀、一遍一遍地刻，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刻，不仅仅是技术，关键还有精神”。
王仁湘指出，史前玉器微刻、白陶和彩陶艺术制作的“高颜值”，都是这种精神的结晶，“为什么我们现在仿彩陶、仿玉器，它没有那神韵，因为你的心里就没有他心里的那个目标，你入不了那个神，所以造不出、做不出这样伟大的作品”。
中国史前造神运动历经的三次艺术浪潮之间有何关系？长期致力于史前刻画符号、岩画、各类出土遗存纹饰图案研究的王仁湘研究员表示，大约8000-4000年前，在史前中国的南北地区大范围流行艺术创意——獠牙神面，而且都非常强调獠牙的细节，这暗示着史前中国南北已经存在艺术交流与信仰认同。
他说，史前人类有过多次造神运动，在大量远古艺术品中，考古发现许多的神都是以獠牙为“武装”，神面圆瞪的大眼、龇出的獠牙，这一狰狞模样在史前艺术的表现上大约是一个通例。
史前中国制作有獠牙神面艺术品，在近8000年前的南北方都有发现，南方高庙文化的白陶和北方兴隆洼文化的石刻，均可见到獠牙神面。兴隆洼文化还在考古中发现玉石制品有带獠牙的神面雕刻，只是表现出神嘴神牙，一般连眼目都已省略。
同时，仰韶文化彩陶上也绘有獠牙神面，只见到一对下獠牙，形象很生动。良渚神面与神像装饰在一些玉牌、玉钺和玉琮等礼器上，神面刻有向上与向下龇出的獠牙，显出庄重与威严。
王仁湘表示，史前中国艺术创意中的獠牙神面考古研究表明，其流行年代大约在8000-4000年前，并在南北地区大范围流行；獠牙构图基本类似，上下各一对，上牙居内下牙居外，风格一脉相承。“这样看来，獠牙神在史前有大范围长时段认同，这可以确定是崇拜与信仰的认同”。
他认为，史前中国彩陶之后的琢玉艺术浪潮，波及从北到南四大河流域，玉礼器成为文化高度认同的象征，东方文明序幕由此开启。两者具有一脉相承的艺术传统，使用同一的旋式元素掀起造神运动，形成以阴阳观为主导的宇宙观，奠定了一统华夏的文化基础。
史前中国这些琳琅满目的“高颜值”艺术遗存，对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主任王仁湘来说，最看重、最情有独钟的还是第二次艺术浪潮的“主角”彩陶。
这位公共考古专家认为，科学与艺术，是社会文化发达程度的两个重要标志。彩陶是艺术加科学的一项创造，陶器制作技巧和彩陶构建的艺术原理传承至今，惠及当今的科学与艺术。
他介绍说，中国史前彩陶的风格，在色彩与纹样上，集中体现在红与黑双色显示纹样和二方连续式构图上。绘制彩陶的陶胎一般显色为浅红色，绘彩的显色为黑色，黑红两色对比强烈。有时也会先涂一层白色作地色，黑白两色对比更加鲜明。
仰韶文化中庙底沟文化彩陶是黑、红、白三色配合，主色调是红与黑、白与黑组合，少见红彩直接绘制的纹饰，却非常巧妙借用陶器自带的红色，将它作为一种地色或底色看待，这是史前一种很重要的彩陶技法。
庙底沟文化彩陶引领了史前艺术潮流，从艺术形式上考察，庙底沟彩陶的二方连续式构图就是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其纹饰无休止地连续与循环，表现出一种无始无终的意境，这是庙底沟文化彩陶最基本的艺术原则，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在史前构建的一个坚实基础。
王仁湘指出，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是庙底沟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彩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发现数量之多，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绝无仅有。“我们甚至可以推想出马家窑人的彩陶艺术，是一种‘全民艺术’，当时人们不仅全都推崇彩陶、珍爱彩陶，而且可能很多人都会制作彩陶，很多人都是绘制彩陶的能手”。
彩陶在史前存在与传播的意义，以往被低估了。彩陶的传播，标志着古代华夏民族艺术思维与实践的趋同，也标志着更深刻的文化认同。从这一个意义上看，彩陶艺术浪潮也许正是标志了华夏历史上的一次文化大融合。
不论是题材的选择和纹饰的构图，彩陶已经达到非常完美的境界。彩陶的构图法则，彩陶的用色原理，彩陶所建立的艺术体系，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距今4000年左右的灰陶杯是不是很眼熟？像不像你手里的咖啡杯。中新社记者孙自法摄
王仁湘表示，即使在今天，类似彩陶构图的一些商标图案、装饰图案中的许多元素，它们都可以在史前彩陶遗存里找到渊源。“不少现代所见的时尚元素，与彩陶对照起来观察，我们会发现它们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改变，艺术传统就是这样一脉相承”。
提起史前中国“高颜值”艺术，以微痕研究著称的考古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和山东大学教授邓聪表示，作为中华文明传承中最富特色的玉文化，玉器开采雕琢在中国已有万年以上历史，古玉所采用矿物包括软玉、玛瑙和绿松石等制品。
在他看来，兴隆洼软玉耳环、良渚玉琮之王、二里头大型绿松石龙这三组玉器制作技术与艺术造型，堪称史前中国玉器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颜值”表现令人叹为观止。
其中，内蒙兴隆洼遗址出土约7500年前的一对软玉耳环，黄绿色岫岩软玉，两者几乎均呈近乎正圆形，很可能是使用先进轮轴机械制造。更精妙是两者大小、重量完全一致，直径同样是4.7厘米，重量23克，极具对称之美。玉耳环的玉质温润细腻，圆浑外型，精致的加工技术，可以说是世界人类史前玉器中代表。
5000多年前浙江反山遗址出土一件良渚文化的玉琮，被称为琮王，代表中国史前阶段玉工微刻技术空前绝后的水平。琮王侧面分别以浅浮雕和微刻刻划众多鸟纹和神人兽面纹图像，其中在1毫米宽的空间，可以微刻充填4至5条约0.2毫米微刻的旋涡组合的纹饰。
邓聪称，该玉琮四个侧面的雕塑，连续开展全长约68厘米，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宏伟的微刻杰作，当之无愧。琮王作为微刻的对象，玉工的恢宏气派，劈划规模之巨大，气吞万里，由设计以至最终完成，所秉持惊人魄力和毅力，可谓巧夺天工。
第三件是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距今约3700年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其形体硕大，全身立体的构造，方型神秘巨头，曲伏有致的蜷尾，色彩绚丽，绿中带蓝，极尽豪华。
这件有“超级国宝”之誉的绿松石龙由2000余片以各式各样形状的绿松石嵌片所组合而成，绿松石嵌片的长宽仅有0.2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其中大部分的嵌片通过不同侧沿斜边的加工，使嵌片立体组合，呈现视觉上天衣无缝般衔接的特殊工艺，也是世界上早期立体嵌片构件最出色的代表。”邓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