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恐惧景观》，是段义孚一九七九年首版的一部作品。它立足人性里的恐惧，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从古至今恐惧而绝妙的画面，精彩程度堪比米歇尔·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从书的章节来看，段义孚大致为我们呈现了从荒野到城市、从自然到人工、从朴实到精致的恐惧景观史。里面谈论了未成年人的恐惧、原始社会的恐惧、自然界的恐惧、乡村里的恐惧、城市里的恐惧、人性里的恐惧和现代社会的恐惧。那么，段义孚创作这本书有怎样的意图？放在他众多的作品里，此书有着怎样的地位？

　　从出版的时间来看，它可算作一九七四年《恋地情结》的姊妹篇吗？其实，在一九七七年，两部作品之间，段义孚还出版了一本书叫《空间与地方》。由于《空间与地方》是段义孚基于大学讲课内容的集成与凝练，所以从原创风格来讲，《恋地情结》与《恐惧景观》才算是他的全新创作，而非已经通过口头方式发表的作品。所以，《恐惧景观》应被视为紧随《恋地情结》的后续之作。同时，两部作品在地理学的审美上还形成一个对子：一个谈爱，一个讲畏；一个述美，一个说丑。段义孚在创作《恋地情结》的过程中，或许已经在构思《恐惧景观》了。有此猜测，是因为在《恋地情结》里，我们已然能瞥见从众多美好景观里透露出来的恐惧景观，像都市里的哈勒姆区、史奇洛区等；此外，我们还可以感受到，段义孚在《恋地情结》的末尾对美好景观的怀疑态度：

　　所以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从面包树下的阴凉到天空之下的疗伤圈，从家庭到广场，从郊区到城市，从在海边度假到欣赏繁复的艺术品，只是为了找到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个平衡点。

　　所以，把《恐惧景观》与《恋地情结》对照起来，或许能更整全地理解段义孚的思想构架。

　　我认为，相比《恋地情结》而言，《恐惧景观》仿佛更凸显出段义孚思想“中后期”的存在主义气质。何为他思想的中后期？我通常会把段义孚的思想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来看（或许有欠妥之处）。

　　第一个阶段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段义孚思想早期，现象学的萌芽阶段，中山大学张骁鸣教授对此有十分详细的梳理，在此不赘述。第二阶段是他思想的中期，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此间，段义孚让空间与地方的现象学走向了成熟，人文主义地理学成了一个成熟的流派。第三阶段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是他思想的中后期，此间，段义孚的思想涌现出十分强烈的存在主义气质。换言之，他像一名存在主义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后面我会结合《恐惧景观》来阐述该阶段的特征。第四个阶段是段义孚思想的后期，进入新千年，段义孚步入“从心之年”，思想里的存在主义气质开始弱化，信仰的成分愈益凸显。正如他的学生、爱丁堡大学地理学教授蒂姆·克里斯威尔所说：“段义孚的基督教信仰在他的晚年更明显地体现了出来。”其中，十分明显的作品有二〇一二年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与二〇一五年的《最后的启航》（The Last Launch）。

　　从现象学的思想萌芽，到创建地理学新流派的激进学术抱负，历经多年秉持存在主义者的本真之勇，直到最后坦然栖身于宗教信仰，这或许也是段义孚精神景观里的一道轮廓。

　　那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恐惧景观》则是段义孚思想朝第三阶段转型的一个标志。因为对比之前的《恋地情结》和《空间与地方》，它看上去似乎更不像一部地理学作品。在《恐惧景观》里，我们很少能见到段义孚针对地理学本身的太多论述。像《恋地情结》的“前言”大量着墨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以实现地理学新的理论奠基；以及在《空间与地方》里对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展开内涵式拓展，以建构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方法论体系——这类显而易见的地理学理论建构在《恐惧景观》里显得十分隐晦。在段义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作品里，比如《破碎的世界与自我》《制造宠物》《逃避主义》等，都有这样的特征，地理学理论建构的旨趣隐而不彰。或许正是因着这些作品，人们才怀疑段义孚的思想是否属于地理学。

　　为何我认为《恐惧景观》是一部转型之作，标志着段义孚开始作为一名存在主义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原因在于，这部作品恰好是针对“恐惧”本身展开的思考。在存在主义的语境下，能本真地建构人之生存论本体的其实不是《恋地情结》里的爱，而是恐惧，或者说，是存在主义的术语——“畏”。按照海德格尔的话来讲：“畏是源始的现身情态，唯它才源始地把世界作为世界开展出来。”如何理解？

　　如果说《恋地情结》旨在探索人与环境之间的情感纽带，那么《恐惧景观》则更深入到了情感纽带的底层去探索人的生存构造，这样的思考方式在后续的《逃避主义》与《浪漫地理学》里获得了升华。同时，“恋地情结”与“恐惧景观”的空间本体论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异同。

　　《恐惧景观》如何呈现出存在主义的意味？在第一章“序言”里就已呈现出“畏是源始现身情态”的个中含义。段义孚如此定义“恐惧景观”：

　　什么是恐惧景观？它们是混乱的、自然的和人为的力量近乎无限的展示。混乱的力量无所不在，人们想要控制它们的行为也是无所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每个人类构造物，不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是恐惧景观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段义孚以一种反合性的手法道出了恐惧的本质，即，混乱的肆虐与对抗混乱的努力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枚硬币就是恐惧。进而，恐惧景观并非一类特殊的景观，并非除开各种美好景观后剩余下来的那一部分；而是说，所有的景观其实都属于恐惧景观。段义孚在书里谈到，哪怕是一座静谧的农庄其实也是一座恐惧景观，因为该庇护所指示出了外界肆虐的混乱。因此，任何一种看似美好的景观，都会在意指（所指）的层面上指向与它共生的对立面——恐惧。

　　在段义孚看来，“恐惧”这层底色会时常在人类五彩斑斓文化的包装下无情地耸立出来。如果说文化是逃避的产物，那么“恐惧”则是逃避的真实动力所在，唯它才显得本真。

　　比如，以城市作为例子。第十二章“城市里的恐惧”中谈到，城市是人类雄心勃勃的产物，是为着逃避自然界的混乱无序，展示人类渴求的秩序与和谐而建造出来的景观。例如，人类运用规范的几何图形——圆形或方形来建造城市，并结合严格的仪式来投影稳定的宇宙秩序，以生发认同与忠诚的情感纽带。然而事实却是，这样的纽带不仅脆弱不堪，恐惧也如影随形：

　　一个完美的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极少能持续存在数十年以上。其持续存在依赖于武力，即用严刑峻法来约束或管制人们的行为……不论一个城市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发生多大的改变，始终都会存在一个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人们渴望一个强加的社会美学秩序，但却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而又混乱不堪的世界中……建造城市原本是为了矫正自然界中明显存在的混乱与混沌，但是结果城市自身却变成一个让人不知所措、迷失方向的自然环境。

　　同时，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城市里的“异托邦”常被视为美好的景观，被誉为变革与进步的基地；然而，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异乡人、少数族裔、贫民与疯子组成的岛屿却常被主流社会视为恐惧与危险的源头。因此，段义孚说：“纵观城市发展史，城市一直背负着解决暴力和周期性混乱威胁的重担。”暴力管控与成了城市治理的常态。警察、监狱、刑场等恐惧景观层出不穷。

　　在《恐惧景观》的第十三、第十四两章里，段义孚的思考明显折射出了福柯的运思方式，且也多次参考了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一书。比如，段义孚指出，在十八世纪的西方城市，监狱被视为罪恶的来源，威胁着城市的秩序，于是到了现代，随着中产阶级的审美变得愈益精致文雅，监狱、刑场等景观都搬迁、隐藏在了郊外。而对待疯子的措施则从之前的流放与监禁转变为精神病院里更加温和仁慈的治疗与高度的管辖。

　　如果说福柯是沿着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以边缘化的视角去透视“权力”结构下的人类文明进程的本质，那么段义孚的旨趣则在于，沿着秩序与混乱的张力，以存在主义的本真性视角，去透视“恐惧”这一源始生存论构造中景观的文明演化。

　　城市是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产物，是人类引以为傲的成就，是战胜自然、规训混乱、征服恐惧的象征，那么，在如此伟大的成就里反映出来的美好与恐惧反合性的共生关系，则比文明程度远不及此的乡村、荒野与原始社群更能让人反思所谓文明的本质为何。

　　在第十五章“开放的圆圈”里，段义孚刻画出了恐惧景观的空间本体论，它与恋地情结的空间本体论存在明显的异同，也是对后者的进一步拓展。延续《恋地情结》里的基本观点，段义孚在《恐惧景观》中也指出人在世生存的空间本体构造是“圆形”。

　　在《恋地情结》里，段义孚指出圆形空间代表着人类对理想环境孜孜不倦的追求，该理想环境有中央与边缘之区分，并在历史与当下的城市与建筑结构中，在国族观念中体现了出来。然而，这样的理想之圆并不会真实地存在于世，或者，按柏拉图的意味来讲，它只是理念世界在大地上的投影而已。海德格尔曾说：“在此在中始终有某种东西亏欠着，尚未成为现实，从而，此在本质上是未封闭的。”（陈嘉映《〈存在与时间〉读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那么，在《恐惧景观》里，人在世生存的空间本体的圆形构造则始终是有开口，未闭合的。

　　段义孚说：“我们既在寻找安全又对外面充满好奇……在拉丁文中，‘安全’（security）和‘好奇’（curiousity）有一个共同的词根‘cura’，意思是忧虑、关心、卫生保健和治疗。”而海德格尔提出的存在主义术语“操劳”（Sorge）和“操心”（Besorgen）里的词根“sorge”也与“cura”相关，因为在古日耳曼语中“cura”是“karō”或“karē”，在元音和辅音的漫长演变过程中就演变为了“sorge”。比如“a”可能演变为中世纪德语中的“o”，从而将 “karō”演变为“korō”，而辅音“r”和“k”也会发生变化，于是成为“sorge”。因此，在忧虑和关心中，在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里，所有事物一出现时就已彼此连接在一起了，这是基本的结构，该结构也始终开放。

　　或许，这样的空间本体构造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隐而不显，而对精神疾病的研究却能将它逼显出来。比如，段义孚分析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情况。他说，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空间和视觉形式是变幻不定的……他们无法理解最常见的视觉线索”。海德格尔认为，这是一个日常在世存在崩溃的极端例子。这样的崩溃会让一切都看起来变得突兀、脱节，无法再像平常那样漫不经心地漠视它们。这正是由“操劳”和“操心”联系起来的意义世界分崩离析时的局面，就像奥地利剧作家雨果·霍夫曼斯塔尔在《钱多斯大人》的故事里描述的：各种日常物品仿佛变成了是在透过放大镜近距离观察，什么都看不清的样子。钱多斯无法工作，也不能照顾自己的庄园，他会一连几小时盯着一块覆盖苔藓的石头，或一只躺在阳光下的狗，或遗留在地里的耙子。可见，这些事物之间的联系崩溃了。于是，开放的圆圈本身就被逼显了出来。进而，段义孚指出，任何帮助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机构，都需要在患者身边画一个闭合的、安全的圆圈，每个区域都要有明确分配的功能，内部空间也要根据功能和目的做细致的划分，否则，空间的开放对于他们而言就不再是愉悦的冒险，而是无边的恐惧了。

　　存在主义者往往会切入极端的生存方式中去逼显出存在的本真状态，像海德格尔的好友凯尔·雅思贝尔斯对“极限境遇”（limit situation）的研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而段义孚对恐惧景观的研究则把人的地方感逼出了“常人”的状态，逼入死亡的边缘，在那一处所里，逼显出在世的本真状态。

　　海德格尔说：“沉沦表明，此在逃避它自己。在这一逃避中此在恰恰没有把自身带到它本身面前。”于是，段义孚说：文化是逃避的产物——意正在于此。如果说，平常的文化就像茧一样赋予人安全感，那么，这样的文化恰恰把人束缚在了让人无法自觉的理所当然的处境中，而那真实的自我就不幸地被掩蔽起来了。而恐惧景观这一“极限境遇”的价值恰恰在于把人从舒适的文化之茧里强行逼出来，看到了真实的自我。不得不说，这一幕像极了电影《黑客帝国》里的主人公尼奥从矩阵之茧里被逼出来的情境，恐怖、精彩也令人震惊。而电影里的矩阵就象征着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是非本真的、虚假的状态。电影的主题其实也正在于逃避虚假的恐惧景观——矩阵，开创真实的人类生活。

　　段义孚出版于一九九八年的《逃避主义》可看作是《恐惧景观》的一部延展之作。两部作品把存在主义的基本术语——“畏”“死”“逃”都串联在了对地理景观的描述之中。

　　为何在段义孚的笔下，逃避会成为一种“主义”？我们或可将“逃避主义”理解为意向性的一种源始情态。在胡塞尔那里，意向性其实就是一种单纯的向外延伸。那么延伸到“哪里”去？关于这个“哪里”就在胡塞尔和他弟子海德格尔之间产生了分歧。胡塞尔认为这个意向性就只是延伸到悬搁了社会属性的纯事物那里；而海德格尔则在这之后加了一层新的意思——延伸到“常人”那里，于是就比胡塞尔多了一层伦理学的味道。

　　在《逃避主义》的开篇，段义孚就十分精彩地对逃避何从中来的本真性展开了还原，剥洋葱式的层层往内，直至最后显露出的依旧是虚假的文化产物。是否存在一种欲望之梯，它的最上端是极其华而不实的嬉戏，最下端则是极其严肃而真实的事物？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沿着这个梯子从上往下走，主题公园之后将会是什么，是购物中心？有人曾抨击购物中心，认为购物中心是没有头脑的消费者逃避现实的伊甸园。抑或是郊区？农场？原始森林？

　　通过不断的现象学还原，段义孚最后指出语言是人类文化之茧的最源始层，而它同样是逃避的何所向。关于语言对地方的源始构成性，他早在一九九一年的文章《语言与地方的营造》（Language and the Making of Place: A Narrative-Deive Approach）里就有详细论述。他在文中指出：语言是营造地方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而在《逃避主义》里，语言则被他放在了逃避的语境下去理解地方的构成性，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视角上的创新。而语言的源始构成性也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作为讨论“常人”的一部分被提出来的，他认为：“语言包含了某种理解，这种理解是平均的理解。”正是这种平均的理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理解，才造成了人云亦云，造成了无法透彻本真的虚假日常。但这样的日常恰恰是人们觉得心安理得的处所，是人们得以逃避令人恐惧的真实自然与人性的庇护所。

　　于是，在逃避的过程中生发出二元性，其中，下方是恐惧的自然与人性，上方是美好而崇高的天堂，欲望之梯连接两端，人类沿此阶梯从下至上不断逃避。而该二元对立则“组成了浪漫地理学的基础部分：它们聚焦于极端情况而非中间情况”。于是，“恐惧”与“崇高”便在段义孚二〇一三年的作品《浪漫地理学》里彼此结合为浪漫主义的要素，实现了存在主义伦理价值的升华。

　　恐惧为何能与崇高相结合？原因在于，如果说恐惧在“常人”眼里是避之不及的所在，那么在存在主义者眼里，它却是追寻崇高的根本起点。换言之，当人开始倾听“良心”的呼唤，勇敢地直面本真的自然与自我，从中生发出肩负自己存在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并践行本真生存之路时，便已然走在追寻崇高价值的道路上了。而这条路常常是一条林中窄路，是少数人披荆斩棘所行之路。因此，这样的求索者绝非盲目跟从他人意见，只求在“常人”中苟且偷安之人，相反，他们恰恰是一群真正浪漫主义之人。就像段义孚笔下的一些美学家、英雄与圣人那样。如此，《恐惧景观》与《逃避主义》的存在主义伦理观在《浪漫地理学》里得到了揭示与升华。

　　本文系作者在2023年10月23日段义孚《恐惧景观》新书分享会所作演讲，刊发前经作者审定。

　　莎拉·贝克韦尔《存在主义咖啡馆》，沈敏一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