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社会”当代价值意义的探索和反思

　　2016年12月18号由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山水美术馆联合主办的主题展览: “山水社会——测绘未来北京站”在北京山水美术馆举行开幕式。此次的展览，由王纯杰先生策展，意在在本次项目发起人、证大集团创始人戴志康先生二十年来所推行的“山水”精神的传统上继续进行深入的探索“山水”在当代社会里的价值和意义。

　　“山水”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在历史中，“山水”一直深深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山水经由画家手笔描绘，向国人呈现出无数美妙图画。但是在当今全球化、经济化的时代大潮之下，生活环境发生变化，文化语境发生变化，人们对于山水的定义和认识相应的也一直在变。“山水”一词传统的固定语义被打破，在它同各种文化相互交融时也就衍生出的更多新的价值和涵义。

　　就像喜玛拉雅美术馆在此次展览里介绍道的：“‘山水社会’的普世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在未来将超越城市与乡村的界限，为所有中国人共同分享，还在于它将属于全世界。而我们思考的基点，也不仅限于中国的现实问题与传统精神资源的创造性重生，而是还会在全球化语境下落实到对山水的意境与城市化的反思、可持续发展与全世界的未来的探讨上去。”

　　三个部分内容以时间脉络为主导，分别用：影像、摄影、水墨、装置、文献等不同媒介呈现,在统筹不同时间内的信息的同时，用艺术测绘未来。

　　自从当代艺术拉近了人与艺术之间的距离之后，艺术成为了为人们“代言”的一种新的媒介。但作为当代人如何如何定义传统山水在当下社会里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是一个让很多当代的艺术家和学者深思的问题。艺术被引入生活，狭义的绘画之道变成了艺术门类下的一个小分支，不同的学科都可以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对艺术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义和阐述。

　　因此展览开幕当天，在北京大学文研院内也同期举行了一场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联合主办，以为“山水社会：一般理论及相关话题”为题的论坛活动。

　　此次活动由王南溟先生发起，邀请常培杰、戴志康、邓小南、范迪安、刘守英、渠敬东、邵亦杨、沈语冰、孙向晨、王纯杰、王铭铭、应星、张圣琳、朱青生等嘉宾，在现场共同探讨“山水社会”的现代意义。

　　论坛嘉宾合影，从左至右分别是：戴志康、王纯杰、朱青生、常培杰、范迪安、王南溟、邓小南、张圣琳、孙向晨、沈语冰、王铭铭、渠敬东、应星

　　在现场,嘉宾们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结合专业研究分别阐述了“山水社会”在当下各个领域内所具有的时代意义。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邓小南教授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谈了自己对于山水的理解，认为水墨山水反映了中国人的天下观、宇宙观，也体现了人文学科的体悟与格局。“仁者乐水，智者乐山”，山和水固然有别，但古往今来无论在诗词还是画作中，山水又是浑然一体、不分不离的，连接这一切的是自然。山水画作的精神不仅在其浓厚的气韵、诗意和情境，也在于其自然之性、造化之功。今天的山水又承载了更多的话题：自然、生态、审美、情感、依山傍水的乡村景观、文化根脉的延续与断裂、乡愁的萦绕与寄托……从旅游经济到生命意义，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山水似乎包容了整个社会。正因为如此，“山水社会”的话题在历史与当代、社会与人文的领域中都有切实的意义。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教授“山水社会”是一个叠意的题目，将本来从属于不同领域的题目放在一起讨论，会引发我们更深入的思考。范教授通过一系列艺术作品的展示，指出在近年来的艺术创作中，山水又重新成为了一个主题。当代的山水创作与传统的不同就在于，这些山水作品不再是游身于自然的想象，而是更加赋予了其对现实的思考。这种思考又是一种“反身叙事”，一方面投入其中，另一方面又抽身出来，于情境的在与不在之间，有距离的关照、思考、批评。王铭铭教授做了题为“《山海经》的广义人文关系及其本体论启迪”的报告

　　他指出，《山海经》的内容包括了“物的存在”、“神的存在”和“人的存在”三个层面的存在。任何社会都会存在人与物、人与神、人与人这三种关系，而《山海经》提供了一种对这三个关系中国式的处理。《山海经》还体现了一种时空观念，即通过地理来界定人间与天界的关系，四方与中心构成一种五方秩序，而时间是由四方的流动所界定的中心行走的轨迹。在《山海经》的叙述中，人、物、神都是自然的存在，没有等级的分别，这与西方近代的自然主义截然不同。换言之，《山海经》中没有人与神、身体与自然的二分，而是一种“自然—文化的多元主义”。此外，王教授还借用了明人杨慎、清人毕沅的研究，指出《山海经》利用八方和大荒的各种物、神和人的形象来界定中原的“主权”。

　　他说道：三个艺术家扣人心弦的艺术作品促成了“山水社会”这个想法的诞生，分别是倪卫华的摄影作品《发展是硬道理》、梁越的摄影作品《放心》和王南溟的水墨影像《拓印干旱》。2012年，由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前身）主办的“生态艺论”展览对因急速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作了呈现；此后，围绕“山水社会”的主题美术馆举行了许多展览。 “山水社会”体现的是当代艺术对社会的介入，如何让美术馆成为一个讨论社会议题的场所成为美术馆同仁的重要课题。“山水社会”的展览和讨论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因为这是一个关乎每个人、关乎人类未来的议题。

　　张圣琳教授: 《“青农深耕，人文农创”台湾大学跨领域教育的社会创新实践”的报告》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所长张圣琳教授通过分析对比20世纪前后人们对于家乡的依归程度以及21世纪人们在城乡之间的徘徊状态，提出如何让青年人深耕于山水农乡，如何通过动态教育的过程，使每个年轻人成为社会山水之间的产品，是摆在眼前的研究课题。这种社会创新的关键就是要翻转城乡关系，从城乡二元对立的现实中建立新乡村认同的城乡联结。张教授进而举了两岸青年农行动和台湾青年“食养农创”的案例，来介绍台湾大学在这方面的探索。最后张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即20世纪的老师如何教21世纪的学生，如何实现教师的自我转型，这也是每个教师应该努力探索的问题。朱青生教授：《找到自主的思想：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三十年思考》

　　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历史学系朱青生教授先简单回顾刚刚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世界艺术史大会”的盛况，进而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艺术长期受到西方的引领和压抑，如何才能走出中国艺术自己的道路？朱教授指出：媒体形式的巨大变革使得景观社会已经成为了过去时，自媒体时代开启的是景色社会、山水社会。我们可以用“山水”来概括这个社会，是出于这个社会与中国的山水画有以下五个共通之处：第一，山水画是散点透视，而不是焦点透视。换言之，今天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风景，尽管这些风景是破碎而非全面的，却能使人们更多地了解这个社会。第二，山水画强调高远、深远和平远。新媒体和新方法都能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第三，山水画的笔墨大于实境。在中国画之中，画家不是对景写生，而是通过笔墨来表达自己的性情。在这个虚拟的社会中同样没有真理，我们稍不留意就会陷入伪造之中。第四，图与词的共存。山水画上非常重要的是题字。图与词的共存，正是图像时代新的互相理解、互相交流、共同生存的方式。第五，符号的书写性。书法不同于文字，它体现的是写的过程中人的寄托、涵养、表达和交流。体现在社会上，就是我们要把语言的过程整体地看作人类学的全面映照的过程。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渠教授指出，梭罗认为美国政治文明的基础在于每个人内在的自然王国，中国的社会也是从这里发育出来的，在中国，城市构成了一个政治权力的核心，乡村构成了一种退隐的想象，但乡村还不足以构建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所以在乡村之外还要有山林的存在。中国的现代性的起点恰恰是西方现代性最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进入西方的时候对西方并没有一个全景的了解，当代艺术只重当下而对传统进行颠覆，这是简单理解西方现代性的虚象而已。中国的现代艺术是双重的反传统，既接纳了西方反传统的心态，同时又反了自己的传统。怎样找回中国艺术在传统与现实中的接洽，在双重的超越上重新构建中国人的宇宙观，才是中国艺术的出路。

　　首先对钱穆先生提出的城市、乡村、江湖、山林四种社会做出了解读。指出：一方面，江湖和山林在形态特别是精神形态上是对立的关系。山林是避世的形态，是“出仕神秘主义”；而江湖则是与现实的直接对抗关系，在精神上是释放性情的。山林与江湖在伦理上也是对立的，江湖的伦理是兄弟义气、快意恩仇。另一方面，江湖与山水又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两者的物质载体具有很强的亲和性。首先，从自然地理角度来说，山高林密成为江湖社会的理想场所。而为了对抗江湖社会，乡村社会也会在山水之间建立很多防御性的设施。其次，从政区地理角度来说，大山大川往往构成了政区划分的依据，所以也成为政权控制的真空区域，从而成为了江湖社会的主要活动场域。第三，从经济地理角度来说，山水与农耕生活构成了一种对立关系，但是两者又有相合的一面。因此，江湖和山水在精神载体上也有隐秘的关联。

　　他指出，自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的艺术家已经存在了自然风景与人工景观交会创作的惯例。除了18世纪浪漫主义短暂的时期内风景画只是单纯地描绘自然景观外，大部分时间里风景画都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到了莫奈的时代，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工业时代的到来，大烟囱成为了时代的标志。具体来说，铁路的修建，使得大量小资涌入风景区，娱乐业正式形成，景观社会也随之形成。如果说印象派的一般问题是如何表现现代城市生活和“小资”，那么摆在莫奈面前的问题就成为了如何协调现代工业符号——大烟囱与自然景观的关系。沈教授通过若干案例分析了莫奈处理这一问题的技法，例如利用特殊的视角来掩盖工业符号，用晚霞去混淆烟囱里排出的浓烟等等，由此可见莫奈无比小心地处理着山水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关系。

　　他以西藏林芝巴松错边的一个村庄为案例，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分析了其经济发展与山水开发之间的悖论。他指出，在我们欣赏山水的同时，不要忘记，最美的山水往往是与贫困并存的。绿水青山本身并不是金山银山，顽强保护着的历史文化名村也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收益。美丽山水的开发陷入到一个“囚徒困境”之中：不开发即穷下去，开发则商业价值提高的同时山水价值随之下降。因此如何解决这些“山水”之间的贫困，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中国的现代性历程在时间上相对于西方来说还很短。。如果中国人将现代性看作一个光鲜的需要被接纳的价值从而去追求，就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陷落。西方从古典世界到文艺复兴，人作为和世界一体而具备的整全性逐渐丧失，在变为纯粹的私人以后,上帝也不在对人进行直接救赎，独立的人撑不起自己，于是开始逐渐出现了普遍的焦虑、荒诞、无助。意义世界在西方的语境下就是这样塌陷的。而当代艺术没有深度就是因为支撑它的是个体，而个体的厚度是有限的。中国山水追求的不是让人独立于世界，而是要做到“天人合一”，这是一个逐渐整全的价值观。所以中国的山水对我们有很大的拯救意义，这不仅仅一个艺术问题，更是一个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转变。

　　从艾未w和徐冰的装置艺术谈起，展现了当代艺术是如何展现现代风情的。她认为，当代艺术是可以介入社会的，是可以从思想上介入社会，并进而改变社会的。

　　他认为，杜尚开创了一个传统，即艺术作品要回答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差异性。正是从杜尚开始，艺术开始向生活进军，艺术作品与生活用品没有区别了。现代以来的艺术语言都在杜尚的传统内，表面上看是求新的，背后则是艺术语言与艺术技法的自我重复。如果一个作品在艺术史内不能创造出新的差异性，那么它就是一个失败的作品。但是如果艺术史内的传统没有被重复，那么它又不能成为一个传统。这是艺术史上的一个悖论。常博士进而阐释了当代艺术中的历史感问题。历史是具有历史性的，现代艺术在失去了目的论之后，建立了新的艺术传统。多人强调艺术的自律，除了社会不应干涉艺术的发展外，艺术的自律同样也蕴含着艺术不要介入社会领域的要求。中国很多的艺术作品都有介入社会的冲动，但影响力往往也都局限在自己内部。那么当代中国艺术的功用是什么？常博士认为，把日常的、司空见惯的东西从日常生活中拉出来，使得它丧失掉自身的日常性，使我们重新发现自己的生活，正是艺术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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