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鸟类的活动与季节的更替息息相关，这对农作物的播种和收获极为重要。因此，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中，鸟类被认为是自然的恩赐，对鸟的信仰与崇拜处处可见。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讲到“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是说汤谷上面长有扶木，一个太阳刚到达扶木，另一个太阳就从扶木上升起，这两个太阳都载在三足乌的身上。它们随着太阳东升西落，十只金乌十天轮一次，所以中国的农历才会把十日定为一旬。
除此之外，古人对鸟的崇拜不仅仅局限于鸟的形态和象征意义，更进一步衍生出了“身生羽翼，变化飞行”的羽人文化。羽人，指的是传说中身长羽毛或披羽毛外衣能飞的人。这一文化现象源于中国古代早期的神仙思想，成为了华夏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透雕羽人，兽首人面，头部以两只反首相背的凤鸟为冠，双翅收拢于胸前，全身阴刻羽纹、鳞纹。
在古代的文献中，尤其是《山海经》中，羽人被称作“羽民”。其中，《海外南经》描述了羽民国的存在，这个国家位于东南方向，那里的人们身体长着羽毛。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羽民国的位置在比翼鸟的东南方，那里的人们有着长长的面颊。这些形象的描绘，无不体现出古人对自由飞翔、飞天的无限向往。随着时间的推移，羽人文化在两汉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个时期，羽人形象不再仅仅代表着飞翔的能力，更衍生出了“飞升”“长生不老”的内涵。人们相信，通过修行、悟道或者服用灵丹妙药等方式，可以达到羽化的境界，最终实现升仙的目标。这也正是“羽化登仙”一词的来历，这一词语逐渐成为了中国文化中对于超凡境界、追求永生的一种象征。
考古学家容庚对鸟纹的分类做了初步研究，他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将青铜器中的鸟纹分为鸟纹、凤纹两大类。上海博物馆出版的《商周青铜器纹饰》一书中，又根据鸟纹的构图特征分为凤鸟纹、鸮鸟纹、变形鸟纹、雁纹四类。
从初现鸟纹的良渚玉琮、古蜀三星堆的青铜大鸟头，到两汉时期的马踏飞燕、唐宋流行的花鸟画，鸟纹来源于人类对高空翱翔的鸟儿所产生的崇敬之心，因此多带有自由、美好、幸福、长寿之义。
鸟纹是新石器时代彩陶器上常见的纹饰之一，作为人们最常接触的动物之一，鸟儿有着人们所不具有的行动能力，能够去往更广阔的天空，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崇拜，甚至成为了原始社会部落的图腾或族徽。
距今 7000 年至 5000 年的河姆渡文化，灵魂不死和转世的观念逐渐盛行，丧葬习俗随之发展，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玉器发展极盛，出现以玉器随葬现象，如玉琮、玉璧等。因此鸟纹还有另一种意义，即鸟可把人类的愿望传达给神灵，也可把人死后的灵魂带到极乐世界。
玉琮是良渚文化（距今 5300—4000 年前后环钱塘江分布）的典型代表。神人纹玉琮王，是迄今所知玉琮中重量最重，纹饰最考究的，因此被称为“玉琮王”。在良渚文化中出土的玉琮上，已经出现了明确的鸟纹。
《周礼》中提到“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琮是用来祭祀的礼器。在良渚文化时期，只有社会上层人物有权参加祭祀活动，这些鸟纹便是权力与身份的象征。
直槽最上方有纤细如毫发的单阴线刻出的鸟纹。鸟侧立在阶梯状的高台之上，内部刻画似人似鸟的图形，仿佛双手张开，抬头望天，这种图案被称为“鸟立高台”纹。有学者推测，似人似鸟图形可能表示巫师的形象，鸟因拥有飞行的能力被良渚先民视为沟通天地的信使。
陶盆是新石器时代的食器,彩陶盆又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标志性器物，彩陶盆上的鸟纹寓意着天空中翱翔的鸟儿作为太阳的使者祈祷丰收。
此器形似瓶，中空，顶部饰一立鸟，姿态昂扬，十分有神。中部羽毛状对称装饰，器身有四个对称的圆孔。此器形状十分特殊，不像一般的实用陶器。应是与原始社会中的某些信仰与崇拜相关的器物。
《诗经·商颂·玄鸟》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记载，商契的母亲简狄在郊外，因吞玄鸟之卵怀孕而生下商契。这就成为后人所谓玄鸟是商祖先这一传说的根据。究竟玄鸟是哪一种鸟类，众说纷纭。现如今已有的说法包括：燕子说、凤凰说、鸱鸮说、鸡说、鹰说、天鸟说、大鹏说和乌鸦说等。在张衡的《思玄赋》中，李善注则认为“玄鸟，谓鹤也”，而在《楚辞·离骚》中明确地提到了燕子，文献记载：“玄鸟，燕也。”不过，无论玄鸟的原型究竟为何物，都展现了先民对鸟的崇拜。
1989年在江西省新干县大洋州出土，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玉羽人，也是迄今发现唯一的商代羽人玉佩饰，具有神人意味，人、兽、鸟集于一身，想象丰富，琢制精妙。
这件玉神人佩饰，身高 8.7cm，背脊厚 1.4cm。叶腊石质，呈枣红色。羽人造型呈侧身屈臂蹲坐的姿态。头部鸟类特征明显，微微张口，“C”形大耳，高长鼻内钩似鸟喙，头戴高凸冠，顶后部有三个相套环形成的活链。身亦人亦鸟，体形如人，两臂屈于胸前，拳心朝内，双膝弯曲蹲坐。身体两侧各雕一翼，脊背雕刻层叠的羽纹。
羽人是指传说中身长羽毛或披羽毛外衣能飞的人，源于中国古代早期的神仙思想。最早见《山海经》记载，书中描写到了“羽民国”和“羽民”形象。商代活环曲蹲羽人玉佩饰是南方地区远古土著民族鸟图腾崇拜的遗俗和变异。
宽阔的虎背上站立着一只悠然自得的小鸟，与猛虎形成动静、强弱、大小的鲜明对比，极具艺术张力。
四川省三星堆、金沙遗址的文物，纪录了三千多年前古蜀人的精神世界，其中饱含着对太阳的崇拜，而鸟与太阳相关。鸟在古蜀信仰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三星堆青铜器中也有大量鸟的形象。
太阳神鸟金饰整体为圆形，厚度均匀，极薄。内层图案好似空中旋转不停的太阳。外层图案由四只等距分布、首尾相接的“三足鸟”构成，四只鸟向着同一方向逆时针飞翔，与内层旋涡的旋转方向相反。
太阳神鸟所展现的就是“金乌负日”的传说。古人认为，红日中央有一只黑色的三足乌鸦，黑乌鸦蹲居在红日中央周围是金光闪烁的“红光”，故称“金乌”。而太阳之所以会日出日落，则都是由于这只“金乌”负载着太阳活动的原因。
青铜大鸟头，高 40cm，是三星堆全部鸟类文物中形体最大的一件。器物横断面呈椭圆形。矮冠的末端轻轻上卷，赋予其一种动态的美感。眼睛大而明亮，仿佛能够洞察一切，钩喙锐利而有力，透露出一种威严与力量。
三星堆出土青铜神树,是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高 396 公分，被命名为一号神树。三簇树枝，每簇三枝、共九枝，上有 27 果、九鸟，树侧有一龙缘树逶迤而下。
青铜神树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太阳及太阳神的崇拜，它在古蜀人的神话意识中具有通灵、通神、通天的特殊功能，是中国宇宙树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伟大的实物标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认为，这件文物由独立的几个部分多次铸接而成，体量巨大，造型复杂且独特，应为古蜀时代祭祀太阳神用器，主体应为人面鸟身像。《山海经》记载：“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在中国古代神话中，鸟为沟通天地人神的使者，人鸟合一的形象被赋予了神性。
西周的礼乐制度让礼器的发展空前繁盛，很多著名的青铜器都与周王室有关。鸟类，象征着太阳，具有带来光明和吉祥的能力，因此鸟纹也就成为了礼器上常见的纹样之一。
日己方彝像是一座青铜打造的“房子”，长方形，四壁笔挺，四个角饰有扉棱，上面覆有四坡形的盖子。在其四面的装饰上，采用了兽面纹和鸟纹（盖沿一圈），作为中国古代盛酒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
盉，古代酒器，此盉于晋献侯夫人的墓葬中被发现。独特的是，它配备了一个精美的鸟形盖，鸟儿展翅欲飞，栩栩如生。这个鸟形盖通过一条巧妙的熊形链条与盉身相连。
春秋时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旧的礼制迅速崩溃，而新的观念逐步形成。在这个时代，青铜器不再仅仅是权力的象征，而是成为了一种艺术形式，一种表达情感和思想的方式。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青铜器的制作，追求清新自由、轻松活泼的风格。在青铜器的制作过程中，工匠们开始尝试新的工艺和技术，将自然元素融入到青铜器的设计中。他们以流畅的线条和生动的造型，展现出一种自由奔放的气息。在纹饰的选择上，他们开始追求简洁明快，摒弃了繁琐的装饰，让青铜器更加贴近生活，更加具有亲和力。
在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见到春秋时期人们对鸟的崇拜。《滑稽列传》中记载：楚庄王即位三年以来，每天沉湎于酒色之中，对朝政置之度外。一天，楚国的一名叫伍举的臣子觐见并给楚庄王出了一个谜语“有一只很雄伟的大鸟，自从它停到那个高高的土堆上后已有三年。它在这三年之中，既没有飞过一次，也没有鸣过一声，一直收敛这翅膀停在那里。大王可知道，这是一直什么鸟啊?”庄王听后立即答道:“这只鸟，不飞便罢了，一飞起来，却要冲上天去呢；不鸣便罢了，一鸣，便要惊动千万人呢!”庄王明白伍举是用那大鸟来比喻自己。此后楚庄王决心改革政治，之后果然威震一时，成为了五霸之一。这便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典故。
鸟形青铜匜，造型独特，整个器物呈现三足鸟的形象。流部和“S”形鋬均巧妙地塑造为鸟首状，生动逼真，具有眼、冠、耳等细节。流部鸟首装饰着绚索纹、半环形羽鳞纹等精美图案，颈部设有一道凸箍，独特的上喙设计可开合，方便倾注液体。这件青铜匜的形制较为特殊，是燕国典型的代表性器物。其造型精巧美观，既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也是财富和国力的象征。
匏壶是一种用来盛酒的器具。壶盖设计独特，呈现出一只圆雕的鸷鸟形象，作为捉手使用。这只鸟的鸟喙张得极大，双眼圆睁，仿佛充满了生气和力量。它的全身被装饰着精美的羽翎纹，层次丰富，细节精致。这些纹饰既增加了匏壶的艺术美感，也反映了古代工艺的高超技艺。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争，四分五裂，礼崩乐坏，思想政治方面百家争鸣，文化艺术领域百花齐放。由于奴隶制的衰落，工人逐渐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冶铁、陶瓷、青铜器等都有了较大发展。商周重礼，因此礼器更盛，而到了春秋战国，逐渐向生活用具发展。
思想上的纷争褪去了宗教的神秘色彩，在鸟纹的运用上也更加简化，产生了很多富有设计性的优秀作品。
这是一盏别致的浅盘豆形灯。柄上精心铸造了一只小鸟。这只小鸟低垂着头，伸展着颈部，双翅紧紧并拢，尾部则优雅地上翘，并以扇形散开，此类造型铜灯是目前全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
立鸟形灯整体为一只振翅欲飞的小鸟，立于镂空圆形底座上。鸟首处接一曲折状盘柄，上承一莲瓣形灯盘。小鸟造型活灵活现，通身的羽毛刻画得极为细致，让人惊叹。立鸟形灯是当时艺术造型灯中的一种，工艺考究，式样繁多，多为王公贵族所用。
此神鹤的造型极为独特，它的身体、双腿、鹿角与底板均可自由拆卸与组装，这种设计展示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鹤的头、颈与鹿角都装饰着精美的错金工艺，而背脊与双翅周边则原本镶嵌有绿松石，虽然现在已经遗失，但仍能想象其昔日的华丽。
汉代是冶铁业发展空前繁盛的时期，鸟纹的设计比起春秋战国时期的几何形抽象来说更加写实，展现出更高水准的工艺。
东周以前，戈为中国古代常用兵器，此件铜戈当属汉初齐王室仪仗器具。铜和金组合，展现了齐国发达的金器细工工艺。金镦（duì）金冒青铜戈，金冒顶端饰一回首鸟，工艺精湛。
1956 年出土于四川省彭县 （今彭州市）太平乡。月神画像砖上的羽人为人首鸟身，头梳髻，负月轮，怀抱一轮明月；日神画像砖上的太阳神形象为人首鸟身，头戴冠，冠上飘羽；胸负圆轮，轮中一乌振翅飞翔。
《淮南子·精神训》记载：“日中有踆乌”。日中之鸟被称为“金乌”，是太阳的象征，载乌者就是日神。后来金乌作乱，“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才有耳熟能详的后羿射日的故事。
画的右上部有内立金乌的太阳，它的下方是翼龙、扶桑和 8 个较小的红圆点,与古代十日神线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兴盛，玄学渗透到文学艺术中，那时的文人艺术家们，常用神鸟表达自身追求高尚品德，向往隐逸的生活。工艺上，陶瓷业发展迅速，青釉瓷器流行，鸟纹多以塑贴形式出现。除此之外，鸟纹逐渐与花融合，初具花鸟纹雏形。
盘口束颈，壶口上有一圆弧形盖，盖钮饰柿蒂纹，盖面则绘有一对翩翩起舞的人首鸟身的神禽。瓷壶腹部鼓起，上用褐黑彩绘出多种贴塑纹饰。自上而下，颈部绘有七只身形矫健的异兽纹饰，肩部贴塑衔环铺首、佛塑像、比翼鸟三种纹饰，间隔分布，每一侧都给人以不同的观感。铺首庄重，佛像神圣，比翼鸟浪漫；腹部绘上下两排持节羽人，上排 11 人，下排 10 人，羽人皆两两相对，身形瘦长，极具艺术感。
隋唐时期，迎来了工艺品制造的盛世，陶瓷业、冶金业，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而花鸟画的兴盛让鸟纹经历了从对四神崇拜的朱雀纹到花鸟植物纹的演变。
唐代有一种社会风尚，即用铜镜作为礼物。这种时尚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因此也极大地刺激了铜镜的发展，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也是。铜镜上的鸟纹多以花鸟纹为主。
唐代螺钿镜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铜镜”，由于螺钿的外观天生丽质，具有强烈的色彩感。此类铜镜的主题纹饰有人物、花鸟和宝相花、折枝花等等。与其他色彩艳丽的螺钿铜镜相比，该镜漆地为黑色，螺钿为白色，一轮明月从繁茂的树丛中透过，树下一小猫，树两旁有飞鸟、鹦鹉，一士弹琴，一士举杯，侍女、仙鹤静候一旁，笔触刻划清晰，光泽莹润，艺术效果甚佳，是唐镜中的精品。
银杯上构图精美的花鸟纹，不仅具有观赏价值，也是当时文人雅士们生活情趣的体现，寓意着崇尚自然，高雅清闲的生活方式。
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工笔画却达到了新的水准，羽翼五彩斑斓，身形各异的鸟类成了画家们钟爱的“模特”，其中最具代表的是黄荃的《写生珍禽图》。
黄筌（约 903 年-965 年），字要叔，四川成都人。画家观察珍禽细致入微，共绘制鹡鸰、麻雀、鸠、龟、昆虫等二十四只动物。此画是黄筌给儿子黄居宝练习绘画的范本，因而所绘珍禽排列无序。但却流露出其中的闲情逸致，鸟类逐渐变成高雅自然的象征。
宋朝基本延续了唐朝的花鸟纹风格，宋画的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展现了众多形态各异又写实逼真的鸟。工笔画写实的特点让宋画出现了众多生活中常见的鸟类例如雀、鸦等。
北宋 崔白《寒雀图》卷 绢本设色 纵 25.5 厘米 横 101.4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选取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色，一颗树叶凋零的枯树枝上停歇着九只形态各异的麻雀。画卷右端有只麻雀正向枝头飞来，似乎见到自己许多同伴，意欲停之。第二只麻雀似乎因为停飞速度快，失去平衡，身体向下倒，双爪紧抓枝干，用力扇动翅膀，想要保持平稳。与此同时左边第三只麻雀被吸引过来，俯身下看，抖动翅膀随时准备帮忙。紧挨的第四只麻雀扭头向上望去，相比之下上面的动静似乎更吸引它。果不其然第五只站在极细的树枝上，口衔绒毛，向下俯瞰，好似要把东西递给第六只昂首仰望、张口鸣叫的同伴。这一声惊醒了旁边两只麻雀，只见一只背对画面露出侧脸，另一只睡眼朦胧，最后一只麻雀则注视这一切的发生。九只麻雀自然分为三组，或动或静，浑然一体密不可分。
南宋 梁楷《秋柳双鸦图》团扇改册页 绢本设色 纵 24.7 厘米，横 25.7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画家有感于唐代诗人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以此创作出《秋柳双鸦图》，尽写五言绝句的诗意。夜半子时，月亮躲在云层，高挂空中，一棵断裂的枯树抽出三两根的柳条，最长的一枝向上抛去又飘浮垂下，剩下两根随风摆动，自然地将画面一分为二。两只乌鸦飞进画面，左边那只振翅鸣叫，向上高飞，右边那只一边回应一边朝同伴飞去，一上一下，一左一右，打破了深夜的寂静，更添几分秋日萧索之意。
本画构图大胆创新，利用柳枝分割画面，简约疏朗，营造出幽深的意境。同样具有“减笔”的特点，对景物高度概括，却传神写照。浓墨重笔画出枯树枝干和乌鸦头部和双翼，再以浓墨细笔勾出柳条和乌鸦的羽毛、吻部，化繁为简却将深秋空寂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
明朝志怪、神魔小说风靡一时，鸟兽形象丰富起来，出现一些奇鸟、怪鸟。明代刘伯温所著《郁离子》一书中便有“九头鸟”的故事：传说孽摇山上有一种鸟，一个身子却长了九个头，一个头得到食物后，那八个头就都去争着吃，呀呀叫着就相互争着衔啄，洒血飞毛，即使吃到嘴里也不能咽下去，而九个头都受了伤。海鸭看见了，就笑话它说：“你怎么不想一想，九个嘴吃下的食物还不是都归到一个肚子里去了么，为什么还这样拼命地争呢？”明朝的花鸟画继承了前朝的风格，且在技法上更加洒脱，逐渐从工笔画向写意画发展。
明 边景昭《三友百禽图》轴 绢本设色 纵 152.2 厘米 横 78.1 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友百禽图》描绘初冬时节百余只禽鸟于松鼠、梅花和竹子之间嬉戏的场景。两株翠竹挺立之间还有一枝枝繁叶茂的幼竹，迎风招展。画中间一支白梅倾斜而出，树枝低垂，梅花凌寒绽放。山石遮掩处和画面上方隐约可见古松长青的针叶，上不见端顶，下不见其根。作者观察入微，熟知各类禽鸟的特征，可辨认出的鸟类品种有三十种，诸如斑颈鸠、八哥、灰喜鹊、白头翁、大陆画眉等。画中禽鸟或飞或停，或昂首鸣叫，或低头衔羽，或三五成群，或独立枝头。
清明清时期的鸟崇拜体现在不同等级的官服上，据《舆服志》记载，文官绣禽、武官绣兽，而且等级森严，不得逾越：
一品仙鹤：在古代，仙鹤被认为是一种仙人所乘的仙禽，它们拥有清洁的品质和高尚的地位；二品锦鸡：锦鸡是一种具有鲜艳羽毛的动物，在古代寓意吉祥，常常被视为文、武、勇、仁、信五种道德的象征；三品孔雀：孔雀是一种美丽的鸟类，在古代被视为珍禽，代表着大贤大德以及吉祥富贵；
四品雁：在古代，人们认为雁有一种忠诚且从一而终的品质，因此四品文官代表着能够忠贞不二且恭谦有序的形象；
六品鹭鸶：鹭鸶是一种常见的白色鹭鸟，在古代代表着六品文官能够为官清白且清正廉洁的形象；
对于七品，存在一定的争议，有些人认为鸳鸯、潜鸭或秋沙鸭是这一品级的代表鸟类，它们被视为吉祥的瑞鸟，寓意着为官者需要为百姓谋求福祉；
八品鹌鹑：鹌鹑的“鹌”与“安”谐音，因此在古代八品官职中，鹌鹑代表着安居乐业的美好寓意；
九品练雀：练雀，通常指绶带鸟，因为绶带常被用作标志官阶的饰物，所以在古代九品官职中，练雀寓意加官晋爵及官运亨通。
在工艺上，清朝的玉器是中国古代玉雕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留下许多精美的玉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