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3日，应北京林业大学邀请，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俞孔坚教授为师生带来“城市森林与生态修复的中国模式”学术报告。
当天议程分为报告和对话两个环节，其中报告环节由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院长贾黎明教授主持，对话环节由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院长郑曦教授主持。贾黎明教授、郑曦教授，以及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院长张宇清教授，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向荣教授，北京北林生态田园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园参与对话。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副院长黄华国教授，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院长李迪华和王志芳，北京土人城市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城市设计中心主任、北京林业大学校友王冬，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景观学与美丽中国建设专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周明波作为嘉宾参会。数万名观众通过线上与线下方式聆听了本场报告。
这次报告恰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的首次发布。《意见》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在《意见》的指导下，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势在必行，景观设计从业者应积极探索“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为全面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学术支撑。
感谢贾黎明院长的介绍，也感谢安黎哲校长、郑曦院长，以及水土保持学院张宇清院长的热情邀请，他们联合主办了这场非常有意义的报告会。我在全世界做过数百场报告，但我认为今天的这场报告是最有意义的：向母校报告我的工作，与在座的老师、同学分享这些年来的成果，并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在报告之后，请王向荣老师、田园老师、贾黎明老师、张宇清老师，以及郑曦老师进行点评和批评。我相信他们的分享将更加引人入胜。
今天的报告涉及了三个学院，以及更广泛的学科，跨足林学、水土保持和风景园林专业，主题是“城市森林与生态修复的中国模式”。正如刚才贾院长所提，1月11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尽管“美丽中国”的概念早已提出，但这次发布的是一个实际操作性文件，需要每一个人认真研读，并围绕这一纲领性文件实施建设。根据安校长介绍，北京林业大学过去几年的学科建设都朝着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生态文明的方向努力，令人振奋。
首先，我想谈谈我的故乡和母校生活，这有助于大家更好地了解我的工作。故乡和母校是我的根，是我的学术思想和创作的灵感。
1963年，我出生于浙江省金华的东俞村。村庄边有一条溪流，因其纯洁的白卵石和清澈见底的溪水，而名“白沙溪”。小时候的白沙溪自由流淌，36道古堰让溪流缓缓流淌，灌溉滋育着农田和村庄，而后缓缓注入婺江。溪滩上长满了茂密的柳树和芦苇，早上晨雾弥漫，傍晚晚霞流金，如仙境梦幻。1980年前往北京林学院（现如今为北京林业大学）读书前，我在白沙溪边度过了整整17年的时光，放牛、养羊、耕种……干许多农活，夏天我会经常在溪里游泳，常常跟随那只我负责照料的水牛，进入一片片丛林之中，因寻找肥美的水草，而不自觉地浸染于白沙溪的梦幻风景。
中国属于季风性气候，尤其东部地区最为典型。每当白沙溪水涨、洪水来临的时候，整个村子并不感到害怕，相反，我们都异常兴奋。因为这时候鱼儿会沿溪水游进稻田和鱼塘，甚至来到家门口，我们只需出门就能抓到鱼，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
在我十多岁的时候，不慎掉进白沙溪中。幸运的是，当时正值雨季，河水暴涨，两岸都是茂密的柳树。我紧紧抓住柳树和芦苇，成功地爬了上来，既没有被淹死，也没有被冲走。这个经历告诉我，洪水并非“猛兽”。只要蓝绿交织、水资源管理得当，洪水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与人类和谐共处。所以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洪水并不可怕，甚至有时很“温柔”。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一年我的村庄第一次使用农药——DDT。随着我国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DDT等农药大量进口，使用化肥也成为了农村常态。接着，钢筋水泥开始大规模用于排管水系与河道治理，这使得中国农村经历了巨大变革，故乡的白沙溪也随之改变。1997年当我从美国回到故乡时，这条溪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水泥河渠取代了自然溪滩，古堰也早已成了水泥大坝。但消失的不光是我的母亲河，全国上下、大江南北，无数条河流、无数条母亲河、每个人家乡的那条河的改变，都表明工业文明正在冲击我国几千年来的基于自然的农业文明。当然我并不是完全否定工业文明，但大家必须意识到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破坏。这也是为什么如今倡导生态文明，它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迭代。
除了白沙溪以外，故乡的水塘也让我印象深刻。村子里有7口水塘，里面蓄积的水用于村民日常饮水、洗菜、洗衣、灌溉农田等，调节旱涝。雨季时，塘里蓄满了水；旱季时，这些水便是维持土地丰产和村民生活的关键资产。每当出现严重的旱季，村子里和农田上的塘一定会被挖大，或者再增加一处，我也曾参与过挖塘工作。这反映了在我国，人们对于气候的适应而形成的文化景观，是传统生态智慧的积淀。诸如“四水归明堂、财水不外流”“四顷田，必开一顷塘，方可无忧也。”遍布山间盆地像海绵一样分布的坑塘水系，如同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整个大地，这类对季风性气候的适应和对自然资源的利用途径变成了中国古代适应季风气候的最有特色的文化遗产景观之一，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传统智慧。
我的家境贫困，再加上祖辈的“富农”身份，生活很艰难。尽管如此，我的内心却很充实，生活充满了意味。除了通过劳动所得的工分和粮食外，我们家的经济来源都依赖于母亲制作并售卖的每双5分钱一双的草鞋和2毛钱一把的精致的麦秆扇子。此外，母亲还擅长刺绣，每当春节和农闲季节，三五个少女会结伴来到我家学习绣花技艺。母亲的刺绣为我打开了审美的大门，观察她的刺绣图案和颜色搭配，也许让我自幼便对色彩和形式十分敏感。同时，我们敬拜“治洪水、理九州”的大禹，也敬仰那些能适应自然、开荒辟地、充满智慧的祖先。
这些年少时在家乡的种种经历，构成了我所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些积淀千百年的生态智慧，对我未来的学术思想和设计作品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80年，在农村生活了17年之后，我通过全国高考，作为一个“土人”前往北京林业大学学习，成为了园林专业的第一批学生，当时也是全国恢复高考以后仅有的一批。
当时60名学生中只有4名来自农村，而在其中，我自以为是最“土”的一个，饭量超大。我的同学、同伴中女生居多，都非常有爱心，常常赠我饭票，分享我所买不起的肉菜，也会拉上我一起学习交谊舞。渐渐地，我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学会如何从一个“乡下人”变成“城市人”，尽管一直很笨拙。
同时，我真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幸得到了巨人的教诲。例如汪菊渊教授、我的硕士论文导师陈有民教授、陈俊愉教授和孙筱祥教授等等。当时班里学生要被分为设计班和植物班，我不会绘画但又特别想学设计，于是给美术老师画了一只流泪的眼睛。孙筱祥教授看到后把我叫到他家里谈话，说“你搞搞植物也很好啊”，劝说我不要学设计，让我主攻植物。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主攻的是植物学，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细胞生理和细胞运动的研究。我非常荣幸听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高荣孚教授学习了植物生理学，和马骥教授学习了颇多的植物学知识。除以上教授外，我还从关君蔚教授身上“汲取”了营养。我经常在林大的银杏大道上看到关教授匆忙的身影，就像在我村里的勤劳农人一样，日复一日，忙碌而朴实。他们培养了我良好的专业素养和治学精神。所以我在本科毕业留言簿上画了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并写下“用我的爪去拨开潜流，让它在宇宙间奔涌”的豪言壮语。
随后，我又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当时林学院拥有一个独特的图书馆，是全中国唯一的林业图书进出口中心，汇集了所有进出口外文书籍。在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要去这个图书馆看书，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在其它地方无法见到的书籍。丰富的进口外文图书资源让我很早就接触到了《设计尊重自然》（Design with Nature）、《花岗岩花园》（The Granite Garden）、《恋地情结》（Topophilia）、《景观生态学》（Landscape Ecology）、《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等在一般图书馆难以找到的书籍。它们让我早早地打开了“世界之窗”，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看到了我要学习的专业拥有如此广阔的前景，覆盖了整个城乡、大地和宇宙，而非围墙中的园林和公园绿地。
随后，我留校教书5年。这期间沈国舫校长对我尤其关怀，我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激之情，那时可以随时到他办公室交流。出于尊重契约的决心，我和妻子、儿子、母亲生活在一个只有10平方米的房子里，认线年的教书工作，期间开设了《景观生态学》一门新课。
1992年，我向往着能与那些著作的作者进行交流，于是前往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深造，跟随着景观和区域规划教授卡尔·斯坦尼兹（Carl Steinitz）、生态规划之父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景观生态学家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Forman）等颇有造诣的学者得以面对面的交流学习。
在哈佛大学的日子，我系统地学习了景观生态学。以前学的生态学讨论食物链、营养级、能量、物流等，实际上与规划设计语言相距较远。景观生态学将生态系统的概念扩展到了国土空间，扩展到了空间的生态学即景观的生态学，我也发现空间生态学的语言和规划设计可以使用相同的语言，诸如基质、斑块、廊道、关键点等等。而彼得·沃克（Peter Walker）、劳里·欧林（Laurie Olin）、理查德·海格（Richard Haag）等这些经常能在学校走廊里遇到的当代大师也影响了我之后的设计思想。因此这时是我最早接触到生态学，同时受到当代设计启发的时候。
在当时，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全球性热点问题，大家都在讨论如何协调保护和发展。80%的地区和国家都面临发展的需求，而欧洲和美国则在讨论保护问题。在此背景下，我在追踪一个当时最炽热的话题：当发展中国家还未解决温饱问题时，何以谈保护？
著名生物学家、哈佛大学教授E.O.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曾提到，为了经济发展而毁掉热带雨林，就像焚烧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来烹饪食物一样，是愚蠢的。然而，我在心里却在拷问：如果我已经饥寒交迫、濒临饿死，为什么不烧掉这幅画呢？我又进而思考，森林和农田真的不能和谐共生吗？这就涉及到生态格局的空间设计问题。我坚信，通过合理的设计，砍伐森林不一定会减少生物多样性，农田和森林相结合既可以实现高产，也可以兼具生物多样性和美观性，例如元阳梯田、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这些思考促成了我对景观安全格局的理论研究。
我瞄准了一个全球性难题，即通过设计和规划空间，在满足人类开垦和栖居、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保护好生物多样性。其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用最有效的空间格局设计来保护自然资产和文化资产，同时允许人类进行开发和建设，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在研究过程中，中国传统智慧给了我启发。在中国大地上2000多年甚至更久的文明过程中，我们的许多大地的改变过程（例如农业）是可持续的，比如我们保护了“龙山水脉”等关键的自然景观资产，使得农业与自然能够和谐共存至今。另一方面的中国传统智慧则来自围棋策略，英文则有趣地翻译成“Go Game”。我们常谈“金角银边草肚皮”，体现着不同位置的战略意义是不同的，土地的生态价值是不同的，这也与集约节约的空间战略相关。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布局空间，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更小的生态空间获取更多的生态系统服务，不仅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也可以更好地保护自然环境。
研究需要借助当代的科学理论。在当时，理论地理学家威廉·瓦尔兹（William Warntz）的空间分析方法对我影响很大。他是第一个用三维空间拓扑模型描绘人口空间分布的学者，模型的峰、谷、脊、鞍正如同地形上的山峰、山谷、山脊和鞍部。理论地理学教会我如何对空间的差异性进行判别，以表达自然过程的空间分异，这背后蕴含着一套科学的语言和逻辑。此外，博弈论的相关理论也启发了我。1995年，基于这两个理论基础，我提出了“安全格局”理论，包括生态安全格局、农业安全格局、视觉安全格局等，这些格局统称为“景观安全格局”。
其中，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了动物迁徙、火灾蔓延、病毒扩散、洪涝灾害等生态过程。由此，我在当时应用了“最小阻力模型”，通过建立生态过程阻力面，用博弈论的安全点和门槛值方法来判别哪些是关键点格局和生态底线%的区域进行保护，边界（红线）应该在哪里？生态安全格局给予了我们答案。我曾在国内读书期间由北京大学陈传康教授带领，主持了广东丹霞山的规划。在这个过程中，我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运用这些数据进行研究。经过我对生物扩张的研究，生物廊道、生物保护区域、缓冲区和关键战略点实际上可以通过数学方法来判断、通过理论地理学的方法来测量，这也为生态安全格局的判断和生态红线的划定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也是我未来规划理论的一些基础。
以上所述构成了我学术生涯的前半部分，在故乡的记忆、在两所学校的积累成为了我坚实的学术基础。而1997年我回国时，遇到了一个最好的时机，即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出现拐点，突然在这一年开始加速，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
彼时，农村人口快速进入城市，土地被快速地开发，环境被快速地污染。我回国时发现洪涝、干旱、污染、生物栖息地消失等问题已经开始大面积蔓延；湿地不断消失，城市的马路在不断拓宽；河道裁弯取直，岸边的树木尽数砍掉，取而代之的是水泥大坝和排洪渠。
针对很多环境问题，国人在当时的认知是应该通过更多的钢筋水泥工程来解决，例如建造更宽的防洪堤、更高的大坝，以及更多的污水处理厂，固执地以为这些基础设施可以解决洪水、干旱和污染等问题。因此，中国不断投入资金，每年消耗的水泥已经占据了全世界水泥总量的50%，钢材也达到了世界钢材使用总量的50%，这些都用于所谓的基础设施建设——当然，很多这样的灰色基础设施都是很有必要的，我并不反对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我们所建设的这套基础设施基本上是模仿欧洲和美国的做法，特别是作为工业文明发源地的欧洲。这些国家的城市基础设施是在气候相对平和的环境中发展的，所以他们能够计算出管道的管径应设计多粗来应对一年一遇的洪水或是十年一遇的降雨。在常规气候条件下，这些城市都相当安全。而中国的气候情况与欧洲大相径庭，基于工业技术制造的基础设施引入中国时，实际上是完全无法适应中国的季风气候的。无论设计的排水管道有多粗，都不能解决季风气候时而带来的强暴雨，同时它们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缺乏韧性。此外，我们面临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排水调水解决抗旱的问题，还包括污染的处理。于是，我与李迪华老师、北大师生一起开始探讨另一条途径，即构建基于自然的生态基础设施来系统地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单一地用灰色基础设施解决问题。
“生态基础设施”这一概念最早由联合国提出，用作物种的自然本体。我们“引进来”这一概念后，将其转化为一套可以提供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可以人工建设和管理的基础设施。而生态基础设施的构建方法论就是我之前所提出的生态安全格局，即通过判别关键的生态格局来构建这套基础设施。
这种方法论是基于自然的，旨在解决环境和生态问题，并用作空间规划，希望在中国可以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然而，基于自然的方法与工业技术相比存在两个关键难点。一是规划方面，因为生态需要空间，而中国恰好缺少空间。稀缺的土地且与洪水泛滥区域高度重叠，又由于数千年来的农业开垦和高密度的人类居住空间，因此用最小的空间构建最高效的生态格局变得尤为重要。在美国和欧洲，这可能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他们更倾向于尽可能多地保护自然，但在中国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都同样重要且都非常稀缺。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能否在有限的土地上（也许仅仅使用15%或30%的土地）构建一个同样高效的生态基础设施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像围棋的战略一样，每一步棋子落到空间上都必须是最高效的，否则终会失败。因此，在规划方面，关键是找到最高效的生态格局，也就是“金角银边草肚皮”的原则。其次是设计方面，我们需要将中国的传统智慧转化为可以计量和标准化的现代科学技术，包括如何规划生态格局、如何制定高效的生态修复技术。
我们构想的跨尺度生态安全格局规划体系涵盖从国土安全格局到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多种尺度，旨在实现高效的生态保护和修复，我们在实际应用中也持续贯穿了这项工作。
传统的城市发展方式主张城市蔓延，人口增长和城市扩张是硬道理，逢山开山，遇水填水，城市规划要求“三通一平”。由此，我和北京大学团队最早在北京提出并应用了“生态用地”概念，试图克服传统的以发展为导向的城市规划方式，将城市规划发展导向的模式倒置，坚持生态优先，将地质安全、水安全、生物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和休憩资产保护置于首位，通过生态安全格局的科学分析，确定何处需要保护地质安全、生态安全、生物等，并在未来的北京市规划中有所体现。2002年，我首次发表了一篇题为“逆向规划”（或称“反规划”）的论文，倡导生态优先的规划途径。
至少在中国，学术研究需要通过行政力量和政策优势，才具有实际价值。2006年，我致信给总理，并在两个星期内得到了批复。最终，国家环保局委托我们做了中国的第一个国土生态安全规划，划定生态红线年，我们完成了一个国土尺度的1:1000000国土生态安全格局，为未来更多生态红线的划定奠定了基础，也为国土空间的功能分区规划提供了支撑。
我们也为国务院多项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支持和贡献，包括红线划定和功能区划定等，也得到了国家官方文件的支持：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生态安全格局”一词。区域尺度上，北京市也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认同和支持，推广了生态安全格局概念，划定了北京市的增长红线和生态底线，整合水安全、生物保护、文化遗产和休闲资产。北京是第一个实施生态底线的城市，将生态安全格局纳入了其战略空间调整中，通过压缩城市区域来保护生态安全格局，并通过水保、植树造林、文化遗产和生态休闲的系统整合，形成了区域生态基础设施。这个基础设施告诉人们，城市的扩张必须以此为基础，不能盲目侵占，以解决“摊大饼”的问题。
2017年，北京提出了百万亩造林计划。关于林业，我们需要考虑树木种植的位置。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随意种树，如果树木需要不断灌溉，那就不一定是生态的。因此，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种树方式，即沿着北京主要的河谷和河流廊道种植、使蓝绿相间。这个理念受到我的少年时代落水经历的启发，只要蓝绿交织，洪水就可以成为朋友。清新明亮的环境可以充分发挥各种生态效益，既能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又能成为优美的风景地，还可以构建洪涝海绵系统等。这也就是我们为北京市提出的“百万亩造林计划”的蓝本。
2009年在武汉，我们试图改变城市的原有建设方式，进行了一个实验，即在城市中不使用排水管网和水泥管道系统，通过景观设计、园林和绿化来解决雨水排放的问题，构建海绵城市。这个实验不再需要建设“三通一平”的排水系统，为政府省下了不少基础设施投资。公园、小区的绿地、绿道和绿色屋顶形成了可以吸水的“海绵”系统，不仅可以发挥过滤和净化作用，同时也是美丽的公共绿地，验证了“海绵”可以进行水土保持、解决面源污染、做到环境净化。水经过综合的生态系统服务后得到净化，这比传统排水管道效果更佳。
在过去多年间，我带领北京大学团队编写了多部面向各级地方领导的教材，旨在交流思想。其中《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交流》一书已经重印了18次，有一年我们甚至全部免费赠送。我也曾参与审读了《建设美丽中国》党建教材。最近，我们在住建部的领导下编写了一本名为《城市与自然生态》的市长培训教材，内容涉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城市自然构建等方面。因此，我想强调的是要将科学知识和规划理念迅速转化为国家意志，最有效的途径是让决策者们尽快接受这些理念。
这便是我分享的第一部分。规划实际上是一项政治性的设计工作，我将其称之为“政治设计”，即需要充分利用中国庞大的体制优势，实现我们的生态文明和生态保护理念。
设计与规划有许多不同之处：规划主张通过政策来制定红线，侧重于土地利用、空间利用关系、解决不同土地利用的毗邻关系问题，为自然保护、人工建设、农田耕种、防洪防涝等明确了边界；而设计则是叠加的、水乳交融的，无法清晰区分自然和人工，就像梯田一样，既展现了自然地形，又是人文的、人工的。
如何将这一系列设计过程科学化和标准化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我愿称之为“深邃之形”，而不是“浅陋之形”。“深邃之形”是指自然与人类融为一体，将人类的欲望建立在自然的生态过程基础之上。在这方面我提出了这样一个模式：基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并将其加以提炼，进行科学的绩效评估，再增强设计，最终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操作的工程模式，适用于大工业化时代下的大规模生态修复。这一工作旨在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形成创新的设计方法，为生态修复提供科学和可复制的方案。
我国的生态修复必须是大规模的、低成本的，比如来源于传统智慧的梯田模式、陂塘模式、基塘模式和垛田模式。基于此类模式，我在十几个国家、250多个城市进行了千余个项目的建设实践。
而“海绵城市”便是首要的实践。我国的土地十分有限，从规划角度来讲，能种树的土地都种完了，林地和耕地是被严格区划开来的。问题来了：难道农田里面就不种树了？水里就不能种树了？或者城市里就不准有农业了？显然都不是。所以，规划方法是无法解决设计的问题，如果从设计的角度来讲，它允许我们可以在田里、河里、湖里、房子里、城市里种树。空间的叠合、复合功能的生态系统，以及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其实都蕴含着“海绵城市”理念。
与大坝、水库、防洪堤等单纯拦截水、排放水的灰色基础设施截然相反，“海绵城市”以水为核心，蓝绿交织的空间叠合设计，通过全流域的生态基础设施建设，试图解决中国60%左右的城市洪涝问题，包含着“源头滞蓄、过程消能、末端弹性适应”三大策略。童年的经历提醒我快速的水流十分凶险，水流的末端更是惨烈。所以在排水时，我们更应该注重如何让水慢慢地流下来，海绵的山坡、湖沼、水道、田园、城镇构建的完整海绵系统便能做到如此。
下面我将通过一些城市中的设计案例进一步讲解如何设计基于自然、功能复合的“深邃之形”。
第一个方面，构建“绿色海绵”，营造“水适应城市”，把树种在水里。2015年，海南省三亚市成为“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之一，也是“城市修补、生态修复（双修）”的首个试点城市，强调解决城市内涝问题。我有幸作为主要参与者，负责三亚市海绵城市建设的几个重要工程，提出了在城市环境中建设“绿色海绵系统”，推动山坡绿化、河道拓宽、湿地系统建设及植树造林；在关键节点进行精准干预，做“生态针灸”，加强水土保持，以提高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
以三亚东岸湿地公园为例，该地区曾面临严重的水污染，周边房屋建设于低洼地带，易受洪水侵害。设计利用了中国传统的农业造田智慧，通过梯田、基塘、垛田营造了“水上森林”系统，为鸟类提供栖息地的同时，可以固碳和净化水质，也为居住于高密度城市中的人们创造了休闲空间。该公园每年能够滞蓄100万立方米的雨水，有效解决了周边区域的排水问题，“水上森林”更是成为了城市的亮点。如今公园周围高楼林立，证实了生态价值能够转化为经济价值，城市中的造林、水土保持和园林建设可以从实质上解决城市内涝问题，促进城市发展。
在位于长江中游、易受洪涝灾害影响的江西省南昌市，我们用一年时间将污染严重的粉煤灰厂改造为城市网红打卡地——鱼尾洲公园。遵循“海绵城市”的原则，设计在粉煤灰中塑造出小岛并种植水杉、落羽杉、赤松等大量本土植被，营造“水上森林”。最终，场地能够滞蓄100万立方米的雨水，有效缓解了附近近十倍于公园面积区域内的洪涝问题，也塑造了一处美丽的景观。公园的部分区域在雨季可能被淹没，但高空展馆、美术馆和酒吧等设施都经得起洪水的考验，实现人与水的和谐共处。该公园已引起众多国际媒体的关注，《MIT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更将其作为封面故事，介绍了这个解决城市雨洪问题的创新途径。
“海绵城市”这一基于自然的中国模式已被推广至全球多个国家，泰国便是其中之一。在泰国曼谷班加科特森林公园，为了应对公园地势低、易受洪水侵袭这一挑战，我们采用了“海绵城市”建设方法，通过简单的挖填方技术，建造了数百个小岛，允许树木在其上自然生长。该项目由泰国部队工程兵施工，施工技术难度低，进度异常迅速。仅一年时间，树木已经从苗木成长为壮观的林木，水泥停车场变成了稻田，该公园也成为曼谷最美公园之一，每天有数以千计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
第二个方面，构建生态防洪工程，做到人水和谐、韧性适应。2003年，我们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江北公园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将水泥和钢筋替换为生态系统。拆除硬质河岸后，尽管河道空间并未增加，生态系统服务却得到了改善。十多年后，我再次受家乡政府邀请，设计浙江省金华市防洪工程之一——燕尾洲公园。受相关领导的支持，我们最终拆除了钢筋混凝土防洪墙，将公园打造为一个与水和谐共存的绿色生态空间。公园允许水自然流入，人们可以亲近水面，鸟类也重新回归，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当百年一遇的洪水来临时，公园能够承受短暂的“淹没”。
我们也将“海绵城市”的理念分享给俄罗斯，建设了喀山市卡班湖群滨水区。前苏联工业遗址转变为受市民欢迎的滨水公园，混凝土防洪堤不复存在，设计通过生态手段净化水质，综合考虑了使用者需求、水生态健康及适应洪水的要求。
第三个方面，基于自然的棕地生态修复。以美国为例，棕地法规要求在开发棕地之前必须对土壤进行净化，而其成本高昂。在中国，大约60%的城市土地遭受污染，问题严峻，我们也无法承担高昂的净化成本。
因此，我们尝试了基于自然的棕地生态修复。以天津桥园为例，场地由于盐碱化长年荒凉不堪，我们通过设计微地形与水网，有效收集酸性雨水以中和土壤碱性，净化土壤；在每个小型湿地配置不同的植物，形成与场地小环境适应的多种植物群落，恢复生物多样性。经长期观察研究，该地区生物多样性、土壤及水质均得到明显改善。
第四个方面，基于自然的养分管理与面源污染治理。在中国，大量的化肥跟随雨水径流进入河流，最终汇入海洋，造成了严重的面源污染。我们希望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利用湿地等自然系统净化污染水体。
在海南省海口市，季风气候带来的洪涝灾害、来自城市与郊区的废水及面源污染长期困扰着美舍河。2015年，我们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创建富有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拆除混凝土防洪墙，将河流重新与海洋相连，让潮汐进入城市；重建湿地和沿河低地，为孕育红树林提供沃土。镶嵌于沿河两岸的梯田湿地作为生态水处理设施，可以有效阻截并净化富含营养物质的径流。孩童和大人能够在河道中、嬉戏，更多的鸟类和野生动物也拥有了栖息空间。
第五个方面，基于自然的水土共治。在河北邯郸园博会，我们运用基于自然的水土共治系统，综合应对邯郸钢厂带来的大量固体废弃物和污水。设计利用污水中的营养物质（如氮、磷）促进植物生长，再通过植物自然净化污水。此外，我们将几种不同形式的人工湿地结合在一起，形成沉浸式的生活景观，并提供了可以观察量化设计与生态系统性能之间相关性的机会，兼具探索和教育功能。该项目展示了基于自然的水土共治不仅能够净化废水和修复棕地，还能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达到科学研究、审美启智的目的。
而设计的尺度不仅仅局限于单个公园或河流，也可以扩展至数百平方公里的湖泊，甚至海洋系统。
第六个方面，会呼吸的生态海防。在河北省秦皇岛，我们设计了“海绵海岸带”，阻隔陆地径流中超标的磷与氮等面源污染。仅仅一年时间，该项目便总磷总氮去除效果明显，同时修复了动植物栖息地，大量鸟类重返此地，形成了亚洲主要的鸟类保护区之一。
在海南省海口市江东滨海公园，全球气候变化后增强的风浪造成了严重的海浪侵蚀、盐分残留、植被枯死等问题，因此我们设计了“会呼吸”的生态海防。当海浪涌来时，多孔的防洪堤允许海水透过。同时我们降低了地面标高，配合新种植的植被有效过滤盐分，让植物得以在防洪堤内部生长。最终，海绵状的防洪堤不仅是一道坚实的屏障，也是富有趣味、美丽宜人的休闲场所。
第七个方面，气候韧性的海岸。位于海南省三亚市的红树林公园是基于自然进行生态修复来实现气候韧性的典型案例。项目通过手指状的地形设计，将海洋潮汐引至河道，削弱了来自海洋的热带风暴潮，以及源自上游城市和高地的山洪暴发可能对红树林生长造成的负面影响。没有了浪涌的破坏，淡咸水交汇处成为红树林理想的生长环境。项目一侧建设了鸟岛用作鸟类栖息地；另一侧则留给了人们，通过建设观景和观鸟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如此，生态恢复迅速，仅用数年时间就生长了大片的茂盛红树林。人们在此跳舞，对岸白鹭栖息，景象宜人。广西北海的红树林碳生态修复项目规模更大，占地数万亩，属于山水林田湖草沙项目，也是自然资源部的一个示范工程。
前面的案例涉及了河流、湖泊、海洋及城市棕地等不同领域的生态文明建设讨论，最后我认为，生态文明也可以延伸至城市及家庭。
如何运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将高能耗建筑转型为节能建筑，也许是未来的一个重大课题。我畅想整个城市的生态化，届时街上种满果树与稻田，生机勃勃。
为验证基于自然的低碳建筑的可行性，我改造了自家的顶层公寓，安装太阳能并收集雨水，使阳台变成菜园，每年能生产32公斤的蔬菜；将另一处小阳台改为了芳香植物园，种植着热带及亚热带的芬芳植物；屋顶收集的雨水令卧室的墙壁变成生态墙，与空调效果相似。经观察，植物可以仅依赖水循环系统进行自然演替，起初长满苔藓，随后是虎尾草，最终铁线蕨成为优势物种，覆盖整个墙面。15年来，这面生态墙始终生机勃勃，未曾枯萎，植物也提供了治愈身心的作用。如今，我的家已经成为公众参观和学习的场所，我乐于邀请人们前来，这可以让决策者更加了解我的规划理念、帮助落地，也希望将这样基于自然的设计理念普及千家万户，在每个家庭中推广绿色生活，让每个人都能学习并在家中实践，以解决碳中和问题。
综上，我所提出的中国模式，是基于我国在空间规划方面的人文、历史、气候、地理和文化智慧，以及植树造林和生态修复等技术化手段。所谓的“中国模式”在于其适应我国季风气候，能够依托自然多样性，在人口众多而土地相对稀缺的条件下生存与发展。这一模式若能妥善应对诸多挑战，便有可能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的农田与欧洲的牧场截然不同，我们通过地表工程来适应季风气候，而当欧洲出现突发天气状况，如英国和德国发生洪水灾害时，其基础设施和地表景观难以适应气候变化。于是，中国的发展模式迎来了走向世界的契机。
美国国家科学院已经对这一中国模式进行了专门讨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刊、《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BBC、美联社等国际知名媒体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官方机构也曾深入探讨中国的“海绵城市”理论与方法。其公报肯定了“海绵城市”在解决城市的多个问题，包括居民的健康问题方面的积极意义。
如今，在Google上搜索“海绵城市”相关的词条已超过5000万，体现了源于中国的学术、科学术语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同，中国传统智慧为解决全球问题所提供的方案正在受到世界关注。例如，印度和法国的小学生教材已经开始提倡中国的“海绵城市”模式。
全球气候变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出相应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正是生态文明的革命。生态文明必须解决工业文明无法解决的问题，并纠正工业文明带来的副作用。因此，我从中国的传统生态智慧中汲取灵感，基于自然构建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森林，进行国土生态修复，以低碳而高效的方式解决问题，向全球提供多尺度应对气候变化和进行地球生态修复的中国模式。
最近我在国际上提出了“海绵星球”的新概念，希望将“海绵城市”的理念拓展到全球，以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降雨、干旱及生态退化等问题。我们需要像国君一样思考国家、全球的问题，但更应如农民般行动，脚踏实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今天所述，也都是源于农民智慧，基于17年的农民生活经验和站在北京林业大学及哈佛大学的巨人们的肩膀上的知识和视野，使我能有机会致力于解决中国和世界性问题，今天在此分享我的所感所悟，并再次感谢母校的培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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