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脚下灯火辉煌的广州，刘太格忍不住感叹：“变化太大了！” 本报记者 侯恕望 摄

　　刘太格，“新加坡概念”和“居者有其屋”的主要倡导者，曾任新加坡规划局的首席行政长官和总规划师，被称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现年71岁高龄的刘太格自1992年以来就一直任RSP建筑设计与工程公司董事，该公司的咨询项目遍及世界多个国家，包括中国。他同时也被中国山东省和其他十个中国大城市（包括北京市）礼聘为城市规划顾问，曾担任北京2008年奥运会建筑设计评审委员会主席。

　　■标志性建筑没什么可攀比的，城市不是一味地追求花里胡哨的外表，更应该注重的是作为一座城市的功能

　　■也许广州的老城区适合逛街，可在新城区你想逛吗？周围建筑忽远忽近，建筑之间距离也太大，不会“陪着你走”

　　■很多城市为了象征性地保存古建筑，就拆了周围的东西，把一幢房子矗在那当成博物馆用来参观……其实很愚蠢

　　■很多政府大楼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一样———直线建筑，高低错落，前面修广场和宽阔路面……这是在“强暴”土地

　　“珠三角城市银河”听上去就很神秘。刘老坦言，珠三角、长三角和渤海湾地区城市都适合这个模式。

　　“城市银河”是什么意思？刘老解释到，城市银河的组成首先是城市的族群，即从曾祖父到祖父，再到父亲、孙子和曾孙都包括其中。具体来说，就是由省一级的城市群，再到大城市一级的星座城市，最后再到中小城市，到区到镇（中心区、工业区），到小区（核心区、产业区），最后才是组团，再到建筑。

　　如何来打造“城市银河”。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大城市分成几个城市，而不是几个区，因为区只是一个政治概念，不是一个规划概念，各个城市自成一体又形成一个整体。刘老表示，像珠三角这样一个九加二的城市群，就可以组成一个“城市银河”：像广州这样的特大城市可以把它分成数个卫星城市和中型城市，每个城市都是自成一体的，所有功能独立齐全，方便市民的所有城市生活，城市与城市之间用轻轨连接，软件上可以实施所谓的“同城化”。

　　刘老指出，珠三角城市带只会越来越大，如果不把它分散，不化整为零，城市的交通和污染等问题会更严重。

　　与广州阔别15年，再次重逢，刘老发现，当年的广州模样已经在记忆里远去———“变化太大了！”对于中国城市的日新月异，刘老有独到的看法，他认为单体建筑的变化，不一定就代表了城市整体功能的改善。

　　“评价一座城市，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外表景观，另一个是城市的功能。”刘老坦言，单从外观而言，标志性建筑肯定是最抢眼的，可他并不欣赏中国各大城市间互相攀比“城市地标”的做法———“无非是从建筑杂志上抄来的，能有什么特别之处？”在刘老眼里，城市更应该注重的是作为一座城市的功能，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花里胡哨的外表。“标新立异的建筑，可以有，但应该是只出现在城市的视线走廊上。”

　　“一座城市是由很多建筑组合而成的，就像一个建筑的合唱团，大多建筑都是谐音，只有一两个是领唱，那合唱团的歌声听着才能入耳。城市也是这样，如果每幢建筑都想领唱，都标新立异，那肯定就全乱了。”刘老说，很多人去了巴黎就会喜欢上巴黎，为什么？因为巴黎就是一个和谐的合唱团，巴黎大部分的建筑都是背景建筑，只有那么几个特殊建筑，这样看上去就是一个整体。

　　刘老也丝毫不掩饰地说自己喜欢中国的一些老城市，比如扬州，因为它看上去浑然一体，街道也有连贯性，具有高度的可行走性。“可是我不喜欢中国的一些新城市。到了那些城市，你都没有想逛街的感觉，你到巴黎、纽约还有中国上海的浦西，你会有逛街的感觉，因为你会觉得建筑一直在陪着你走，建筑陪着你逛街，会有各种各样的橱窗，一直在前面等着你”。

　　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你根本就不想出门，也许广州的老城区适合逛街，可是在新城区你想逛吗？周围建筑忽远忽近，建筑之间距离也太大，不会陪着你走。“我很担心中国甚至亚洲的很多先进城市会成为美国的郊区，就是你必须要开着车去你的目的地，走着去会很辛苦，享受不到城市的味道”。

　　出任新加坡规划局首席行政长官和总规划师后，刘老干了件自认为很“得意”的事：保留了25个老城区。这些承载着新加坡记忆的老城区是刘老顶着压力，硬着头皮保住的。

　　“一座城市没有老房子就像一个人没有记忆。”刘老认为，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紫禁城”，这个“紫禁城”其实就是城市的老建筑，他认为应该把老建筑当作神圣的紫禁城一样保护起来。相反，很多中国的城市以老建筑为耻，认为它影响了城市的美观，这是极其错误的观念。还有的城市打着土地缺乏的旗号来拆掉旧建筑，更没有道理。“新加坡这样的弹丸之地，都能把所有老建筑保留住。”他指出，其实中国很多城市都存在浪费土地的通病。

　　“也不要把老建筑当作陈列品，保护不等于尘封。”刘老认为，老建筑也是城市的一部分，它理应和城市生活融为一体。很多城市为了象征性地保存一两个古建筑，就拆了周围的东西，只是把一幢房子矗在那当成博物馆用来参观。可是往往老城区的价值不在于一个单体的建筑，而在于那是一个城区，那个城区是一个整体，每幢建筑都是一部分，连街道石头的路面也是“宝贝”，觉得老的街道走着不舒服就拆了铺新路，其实很愚蠢。

　　“我始终认为，规划师在做规划的时候，应该抱着和土地谈恋爱的态度去进行。惟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土地的优点，极力规避土地的缺点。”他发现，中国很多城市建筑的处理方式已经日趋公式化了。尤其是政府的大楼，都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一样———直线建筑，高低错落，前面修广场和宽阔路面。“这不是和土地谈恋爱，这简直就是‘强暴’土地。”

　　规划城市就像和规划人体一样。我们要先定性，是男的还是女的，之后进行定量，测量身高和体重，接着看框架，即骨头经脉，然后是器官内脏，最后才是规划怎么穿衣服，怎么建建筑，再带上勋章就是标志性建筑，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也才是一个健康的城市。

　　对于规划的理解，刘老还有一套炒饭理论———“规划应该像中国人的炒饭，不能像西餐。西餐就是一堆菜，各是各的，没有再综合处理，而炒饭则是中和了的。”

　　作为新加坡的总规划师，刘老当初按100年的年限、550万人口来规划新加坡的建筑和布局。这个在当时已经被认为非常超前的规划，如今却也有些小小遗憾。刘老算过，20年后，新加坡的人口就将直逼550万大关。原先100年的规划，新加坡只用了40年时间就走完了，“胆子放得还不够大！”

　　“规划要做就做N年的！”他认为，亚洲城市的规划不用担心估计的人数太多。规划时间一定要长一些，人数一定要多一些，不用担心不可靠，在适当的幅度上达到一种远程的预测是有可能的。“广州可以按一亿人口的容量来进行规划。”

　　刘老还打了个比喻，说城市就像一个饭碗，饭碗做得太小，里面的饭越来越多，硬压下去，碗就被撑破了。换言之，城市规划得太小，人越来越多，结果就是城市各种系统崩溃掉。如果碗规划得很大，米饭总是装不满，那就多加一些汤、菜什么的，即是多发展城市的基础设施，这样人生活起来也更有幸福感。(薛江华、赵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