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溪（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学院长聘副教授）
在41岁这年，陶渊明在彭泽县令任上80余天便辞官归里。此后，他开始安心经营他的小园。他在此耕读劳作，解放身心，怡然自乐，体味着生命的真趣。陶渊明的小园境界启发了历代文人，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造园思想。
在许多文明中，园林都在有限的物质空间中展现该文明的精神世界的领域。与建筑不同，园林的建造不必过多考虑功能性，而只须根据主人的理念加以设计，也因此它的形式往往能很直观地显示建造者的观念。在欧洲启蒙时代以前，园林几乎都是以对称的几何形态出现，显示着西方文明对“数”的形而上学的崇奉。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建造的凡尔赛宫，在视觉和权力上带给人的“无限感”，可以说是在“让大自然屈从形式”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同时，人们对于永生和至福的期许，也在意念中的花园里实现。
一曰仙玄之园。这类园林本源自上古时期“昆仑”“蓬莱”仙山的传说，这些仙山被描述为“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还有金银建造的宫阙、洁白的珍禽异兽。而它们最初被建成的原因，正是基于最高统治者对长生的永恒愿望。《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武帝遣人至东海寻蓬莱山不得，于是在建章宫中作泰液池，池中造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诸山，“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蓬莱三山，后来成为皇家园林的经典意象。如《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华林园有大海，“世宗在海内作蓬莱山，山上有仙人馆，上有钓台殿，并作虹蜺阁，乘虚来往”。北京的北海公园，其建造亦与蓬莱三山的传说密切相关。
二曰广丽之园。这类园林以营造壮丽的景观和收集天下各种奇珍为旨。最著名的如汉武帝的上林苑，网罗了四海疆土的珍奇异兽，武帝在其中“轊白鹿，捷狡兔，轶赤电，遗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弯蕃弱，满白羽，射游枭，栎蜚遽”，以展示帝王无与伦比的武功。西晋时期巨富石崇的金谷园，虽不及帝王园林，但亦将人间美物尽揽其中。“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金谷诗序》）“物”的“毕备”，到了唐宋之后依然是园主人的追求。唐代牛僧孺和李德裕收集了各类奇石置于园中，“视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白居易《太湖石记》）。而北宋徽宗时开辟了搜罗天下奇石的艮岳，更是这类园林的代表。
三曰游赏之园。六朝之时，士人们以栖迟隐逸于山林作为生活形态，山水的游赏便成为他们营造私人园墅的主要目的。东晋大将谢玄在“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会稽山建造了别墅庄园，他的孙辈谢灵运又将其改造，名之为“始宁墅”。在《山居赋》中说“虽千乘之珍苑，孰嘉遁之所游。且山川之未备，亦何议于兼求”，他认为游遍山川才是安顿身心之所在。谢灵运虽亦谈“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但他笔下的风景，已脱去了仙幻色彩，极尽自然的四时之美。谢灵运还钟爱不断去旅行、登山探索周遭的景色，“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对变化万千的山水景观的探寻，是这一时期名士们脱去玄言虚无感的途径，也影响了后世的造园方向。
园林至此，已备大观。然而，这些园林的主人，虽各取了所需，但也难免终有所失。仙玄之园的主人，毕其一生，也难免如李白所言“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拥有侈丽之园者，时过境迁，繁华落幕也难免变为丘墟尘烟，如祁彪佳《寓山注》说“成毁之数，天地不免，却怪李文饶朱崖被遣，尚谆谆于守护平泉，独不思金谷、华林都安在耶？”即便如谢灵运遍观山水，内心也有着“伤美物之遂化，怨浮龄之如借”的悲慨。对于个人而言，无尽的美景、无尽的风物和须臾的人生之间，似乎存在着永恒的惆怅。
在这个彷徨的时代，出现了一位特别的诗人。同魏晋时代的许多士人一样，陶渊明也会有“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的感叹，但他没有陷落于这种忧伤里消沉度日。他说“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他不会去追慕人间的荣利，也不认为神仙世界是人的救赎。他说：“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连雨独饮》）“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寿永年，欲留不得住。”（《神释》）对陶渊明而言，长生的期许终会幻灭，或者说，期许长生就是一种沉沦，沉沦于无根的虚无之中。
陶渊明解决此人生之症结的答案，便是他的小园。陶渊明在尚未完全归隐前，就对此境界心向往之。在40岁时所写的《时运》中，他说：
在暮春时节，穿上春衫，到郊外去踏青。那南方的凯风轻拂，吹得新苗萌生；那广袤的平泽，涤洗着他的衣冠。非是这景“色”有何，而是在这风景中，生命得以挣脱寒霜而生长，自我的身心得以去除尘垢而澄明，身体徜徉在这平远的风景之中，他的胸中有无限喜悦。这首诗本是用《论语》中的典故，当孔子听到弟子曾点说自己的理想是与同伴“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时，喟叹曰“吾与点也”。在陶渊明心里，圣人理想的实现，就在这春日的田间风景中。
在41岁这年，陶渊明在彭泽县令任上80余天便辞官归里。此后，他开始安心经营他的小园。在《归去来兮辞》的描述中，这片小园最初只是“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但他并没有为这寒素的景观构建一个蓝图，只是淡淡地在讲述自己的生活“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归去来兮辞》）。陶渊明笔下的物事总追随着他生命的流转，他从没有对一个对象急迫的渴望。当谢灵运不懈地行旅以探索新鲜的景致，陶渊明则是“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景翳翳其将入，抚孤松而盘桓”。陶渊明的小园亦有四时风物，但是他眼中的每个瞬间，却并不是一种旁观的“风景”，而是他在“园居日涉”之中澄化出的真趣的生命。
因此，陶渊明心中要回归的小园不是“筑造”而成的，而是在“日涉”之中体会出来的。“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他无须去建造理想的小园，只需要在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认真过一种生活。陶渊明是极谦卑的，他的笔下充满了在园中低头劳作时看到的景物。“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归园田居》）他选择了诚实的耕耘，以至于他对于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以这样毫无机心的诚挚在面对。对待同村的邻里，他是极亲切的，他说“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十二首·其一》）“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其五》）“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
这是一个绿树成荫的夏日，暖风徐徐，在田间菜圃，蔬菜开始茁壮生长。此耕息农闲之时，回到小轩中读书弹琴，在窗边独自饮用粮食做成的美酒，有咿呀学语的孩子在床畔嬉戏，对陶渊明而言，这样的乐事比任何富贵荣华都更值得珍惜。在他看来，这正是对上古时期那种真淳的生命境界的回归。
陶渊明的许多诗文，都以“归”为题。如他的《归鸟》：“翼翼归鸟，驯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反旧栖。虽无昔侣，众声每谐。日夕气清，悠然其怀。”他的《饮酒》中也用了相似的譬喻：“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归鸟所回去的，并不是自己来时的巢居，而是一个可以在傍晚的山气中自在鸣唱的悠然本心。在《归园田居》中，陶渊明也用了“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譬喻，来言自己“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离开了“心为行役”的樊笼世界，他要归栖的也并不是某个不必再劳作的乐园，而是可以让自己在时间之中得到生命真实的存在感的居所——那个“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平常小园。他最后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对于他正意味着古人那任真淡泊的生存境遇。美国学者哈里森在《花园：谈人之为人》一书中，谈到西方社会中人们的一种“无根”的状态，每个人都被迫困囿于自己所构建的华丽的牢笼之中，也正是在如此的状态中，一些人为了心灵得到安放之所而开始经营社区的花园。作者写道：“在未必容得下我们的大地上，为了感到宾至如归，我们无家而园”。这属于现代人的境遇，早已被陶渊明在1600多年之前道出了。
但陶渊明并不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家园。他说“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其七》），在耕息之时，回到他那间“环堵萧然”的居所，陶渊明也是傲睨万物的。还有他那句著名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看似极静默，却给人以“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震撼。他晚年在耕作的闲暇时读《山海经》中的古代神线首。在第一首中，他说：
玉台玄圃，神树奇鸟，陶渊明并不钦羡，对他而言，生命的寄托是自己这片耕种的小园。那疏落的林木、寻常的果蔬、僻陋的深巷、老旧的马车，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乡间景色了。然而在这里，他的生命充满了欢欣。在孟夏之季，他愉快地摘取园中的菜来下酒；耕息之时便回到茅庐中读书。他可以遍览宇宙洪荒的流变，可以回望那些玄奇诡谲的传说，但他不会因那幻梦的终不可得、死生的终不可解而陷入忧惧。他说“吾亦爱吾庐”，因为在这里他已笃实地履行了一种“真实的生活”，也唯有在这里，他是以一种真实的自我存在着。也因此，他的世界便不是“二元的”，上古的历史和四海的风物，从他的“吾庐”中、在他的俯仰间自在地展开了。
对他而言，这才是一个“人”的真正的意义。他说“结庐在人境”，在众人都在寻找一个超越的仙圣之域的时代，他展现的那个属于人本身的平常世界的诗文，是世间最难得的箴言。他在临终之前写的《自祭文》云：
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
这是他在回望一生时，对自己生命中属于“人”的片刻的记录。自春而秋，劳作不息，但在这样的忙碌生活中，心却是“常闲”的，因为他并不必急迫地为着什么。这样的“闲情”是在小园中实现的，小园并不是囿限人或一切物的空间，恰恰相反，在小园之中，每一种生命都脱开了“物性”，呈现出旷朗无碍的气息。这个正是陶渊明在《神释》中所言的“纵浪大化”的宇宙境界，也是后世文人最推崇的人生境界，而它的起点，就在渊明的小园之中。
陶渊明从不追求荣名，但他的小园，却成为后世一千多年文人士大夫心中追慕的精神圣地。尤其在中唐之后，当科举出仕成为普遍理想时，士人又再次开启了寻找心灵安居之所的努力。白居易有《题杨颖士西亭》诗：“静得亭上境，远谐尘外踪。凭轩东南望，鸟灭山重重。竹露冷烦襟，杉风清病容。旷然宜真趣，道与心相逢。即此可遗世，何必蓬壶峰。”这首诗用的正是陶渊明的意趣。
从中晚唐开始，园林中“蓬壶”“小蓬莱”之景常常不再意味着那遥远的仙山，而是在清旷的此地获得遗世的真趣。在陶渊明的影响下，园林的审美走向清幽、素朴的小园，追求野趣、生趣，这是因为唯有在自身的安闲中，世界才会敞开。苏轼，这位陶渊明在历史上最著名也最重要的拥趸，也是陶渊明的小园的钟情者。苏轼在乌台诗案后，于元丰五年终得敕令，从黄州赴汝州的途中遇广陵吕申公，游其屋后小园后为其题扇云：“露叶风枝晓自匀，绿阴青子净无尘。闲吟绕屋扶疏句，须信渊明是可人。”园林固然有诸多美好形式，但在黄州经历了人生的悲苦和心灵的沉浮之后，苏轼心里最“可人”的，是陶渊明诗中所咏的绿阴风露、绕屋扶疏的小园境界。
文人园林不再以形式的塑造以及景物的陈设为主旨，而是以在“日涉”中最终得到心灵安顿为其目的。也由于这个原因，主人对园中景致的“题名”和“园记”开始变得极为重要，因为在那匾额楹联之上所呈现的，并非一座建筑物的样态，而是在此的主人栖居小园的感受与心胸。陶渊明诗句中的许多的话，尤其是《归去来兮辞》，也变成了文人命名园林最钟情的辞典。宋代以来就有不少文人以“归来”命名园林，如诗人晁补之便因钟慕陶渊明而修葺归来园，自号“归来子”。还有人为其书斋命名为“容膝斋”，倪瓒就曾经为友人檗轩翁画过著名的《容膝斋图》。晚明祁彪佳的寓山园（一说寓园）有一处景致，本来的景观是“堤旁间植桃柳，每至春日，落英缤纷”，但是祁彪佳却说：“予以为不若数株垂柳，绿影依依，许渔父停桡碧阴，听黄鹂弄舌，更不失彭泽家风耳！此主人不字‘桃’，而字‘柳’意也。”他用“柳陌”命名此地，正因为他在处处风景中都念及陶渊明之风。
在现存的园林中也常可见陶渊明的身影。如苏州留园有“舒啸亭”，网师园有“还读我书轩”，扬州何园有“寄啸山庄”……苏州狮子林有“真趣亭”，其联云：“浩劫空踪，畸人独远；园居日涉，来者可追。”那虚空的真人之所是遥不可及的，而在有限的一生中安顿自我的方法，就在这小园的经涉之中。
在陶渊明的心里，“朝为灌园，夕偃蓬庐”便是最单纯的亦最能安慰人心的生命形式。于是，耕读成为园林的重要主题，甚至“圃”也成了园林之名。苏轼的友人朱长文就把在苏州的小园命名为“乐圃”。在《乐圃记》中，他说：“苟不用于世，则或渔或筑，或农或圃，劳乃形，逸乃心，友沮溺，肩黄绮，追严郑，蹑陶白，穷通虽殊，其乐一也。故不以轩冕肆其欲，不以山林丧其节。”在朱长文看来，乐圃之“乐”的本质在于劳作，在劳作之中，身体虽辛苦，而心灵却得到了安闲。前代的贤人，并不因为身处富贵就放纵欲望，也不因身处山林就放弃自省；达如白居易，穷如陶渊明，他们对人生之“乐”的认识其实是一致的。
在晚明造园兴盛之时，园圃的景观更为常见。祁彪佳的寓山园就有种植瓜果的“豳圃”，他在《寓山注》中说：“常咏陶靖节诗：‘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有似乎烹葵剥枣之风焉，故以名吾圃。”寓山园中还有以种稻为主的“丰庄”，祁彪佳说：“绿畴在望，每对田夫相慰劳，时或课妻子挈壶榼往饷之，取所余酒食啖野老，共作田歌，呜呜互答。”这自然又让人想起陶渊明的诗句：“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祁彪佳的丰庄并不是《红楼梦》中的“稻香村”，只是贾宝玉口中“人力造作成的”田庄，只因他早已将陶渊明的生活态度融入了亲手建造的这座寓山园中。
陶渊明的“桃花源”无疑也是后世最著名的景观。自唐代就开始有“小桃源”“小桃坞”的景致，王维的《桃源行》中说：“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在陶渊明笔下，桃花源本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乡间景色，此时却被描述为一处蓬莱山一般的“仙境”。但是，如果凭空仿造一个农庄作为“桃花源”，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无谓的“理想景观”？直到今日，这样的“桃花源”几乎已成为一种时俗，其风行，不下于曾经的“蓬莱山”。
正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最后的“迷津”的事迹所喻示的，真正安乐的生活并不是凭着一颗追慕、求取之心便能到达的。苏东坡在《和陶〈桃花源〉》中说的更切近陶渊明之心：“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心闲偶自见，念起忽已逝。欲知真一处，要使六用废。桃源信不远，杖藜可小憩。躬耕任地力，绝学抱天艺。”只有当心在林水的尽头停止了追逐或占有的欲念，我们才能邂逅小园。桃源不在远方，就在策杖而小憩的身影之中。
苏轼的“东坡”正是这样一种小园。北宋元丰五年，已被贬黄州数年的苏轼便在此写下一首词《江城子》，此刻，他正在耕作的东坡旁的雪堂里独享着风景，并感叹说“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陶渊明在50岁之际和邻人出游斜川并写下一首《游斜川》诗。在本是人生最动悲怀的年纪，他看到的风景却是“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陶渊明的心境，正是“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天地境界。苏东坡在词中道出了此刻的自己与陶渊明的无间：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景，吾老矣，寄余龄。
在东坡看来，陶渊明的“斜川之境”，并不是单纯对风景的欣赏，而是在经历了对名利的看淡、对日常劳作的回归之后，在胸中展现的足以安顿自我生命的世界。陶渊明的隐逸诗，非字面意义上的“田园诗”，而他所谓的“隐逸”，也不只是形式上的隐居。他的生命得以伸展其自然之性，在这尘网之中他隐匿了自身，但是万物的本真面目却在他的生命中鸣唱。
朱光潜先生说：“渊明很可能没有受任何一家学说的影响，甚至不曾像一个思想家推证过这番道理，但是他的天资与涵养逐渐使这么一种‘鱼跃鸢飞’的心境生长成熟，到后来触物即发，纯是一片天机。”（朱光潜《陶渊明》）也可以说，一切的学说的最终目的，都是对于存在之真实的渴求；而陶渊明的天资正在于，他明白唯有在如此的生活之中，唯有回到这个小园的世界，才能寻找到存在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