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夜春好，花灯不灭。”正月十五元宵节，各地展开一幅幅灯光盈市、灿烂如昼的画卷。作为农历年的首个月圆之日，元宵节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期望，成为海外华人社区庆贺新春、坚守传统的延续。
“三十的火，十五的灯。”元宵节是一年中灯火最旺的时节，闹花灯是元宵节的传统习俗。相传，其兴起与佛教有关。灯明在佛法中是智慧、希望和美好的象征，能破除无明，驱走黑暗。
灯成为元宵节的主角。各式花灯在工匠的手中栩栩如生、美轮美奂。人们不约而同上街赏月、观灯，孩童成群结队，提着灯笼尽情嬉戏，“男妇嬉游”“摸钉”“迎紫姑”成为元宵特有的人文景观。从最初的宗教祭祀活动，发展成为大众性的娱乐狂欢，元宵节淡化了等级、性别等身份界限和传统礼教，隔阂在热闹的节日气氛中消失。
闹花灯的习俗也伴随着华人社会，渐与住在国当地风俗融合，得到传承与发展。在历史悠久的东亚文化圈，中华传统文化被普遍吸收和接纳，各国保留了诸如春节、元宵、中秋、端午等传统节日，共享了很多相似的观念和习俗，文化交流十分密切。元宵节也因此获得了新的文化意义。
以日本为例，日本江户时代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长崎是日本唯一的对外开放港口，来航的中国贸易船被称为唐船，来到长崎的华人被称为唐人，三座唐寺也随之修建。17世纪30年代，江户幕府为加强外贸管理，建造了“唐人屋敷”，俗称唐馆，作为唐人的集中居留地，唐人的庆祝活动在唐馆内举行，其中的音乐(明清乐)、舞龙灯、妈祖迎送等传统节庆活动对今日长崎地方传统文化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后，赴日的新华侨将中国的节日习俗带到日本。新华侨社团举办在日华侨华人春晚及少儿春晚等大型庆典活动，在东京塔点亮中国红，也在隐元禅师创立的京都黄檗山万福寺举办灯节。
日本三大中华街(神户南京町、横滨中华街、长崎新地中华街)是中国节庆活动规模最大、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地方。此外，新兴的名古屋春节祭也日益受到瞩目。
20世纪80年代，三大中华街开始重建，从中华牌楼到富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街区与商店，逐渐成为日本著名观光品牌。长崎中华街春节祭已发展成当地三大节庆之一。从初一到元宵，整个长崎被灯笼装饰成梦幻般的世界，各种歌舞演出相继亮相。除中华街外，全市的街道社区、企业、学校与政府部门均参与其中，活动吸引大批游客，为长崎带来巨大经济效益。
十五元宵舞青龙。元宵节时，华人在龙腹内挂上灯笼在整个唐馆巡回舞动。源自唐馆的龙舞后来成为长崎重阳节的压轴节目，至今在长崎的各学校和社区传承，成为当地极力保存和推广的一项重要文化遗产。
神户与横滨的春节祭以灯笼为主要装饰，集歌舞、餐饮、观光与购物为一体。虽然长崎等地均强调自己是最正宗的中国节，但从春节祭的内容上看，显然融入了浓郁的当地色彩。实际上，各大春节祭都是以中国元素为主，结合各地的历史、文化、自然与社会资源，被重新打造出来的新传统，是在地方主导和营造社区的目标下被创造出来的跨国经贸与文化网络。而中华街既是华侨华人传递中国节庆文化的地标，也是日本地域文化与华侨文化结合的空间。
明治以来，日本保留了很多东亚文化圈的传统节日，不过都改为了西历，日本的正月是西历的新年。因此，春节祭不仅是外来文化，更是本土文化独特性和多元性的表达，成为中国文化元素与当地文化在互动中产生的地方化-地球化现象。而这些活动要想持续扩大，也有两个条件，一是能够通过传统文化价值凝聚人心，二是能够产生足够的经济效益。
继承、断层与创新是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的不同呈现，其形式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变。这些习俗不限于华人社群，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也有着丰富多样的表现。
日本将元宵节称为小正月，要喝红豆粥，并且祈祷桑蚕和农事的丰收；韩国民众在元宵节要喝“清耳酒”；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除了舞龙、舞狮，“抛柑接蕉”的习俗也别具特色。华裔青年男女在香蕉或柑橘上写下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并将其抛入水中，祈求“捞到”一个好姻缘，成就一段佳话。
在日华侨华人数量已超过100万，他们的节日记忆是刻骨铭心的。从“五缘”(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文化的角度看，节日是他们维系人情、联络家乡独特方式。在日华侨华人通过举办新春联欢会等活动，加强交流、增进感情，也用节俗为下一代提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节目与课程。(完)
廖赤阳，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教授，东京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华侨华人史、留学生史、东亚地域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曾任日本华人教授会代表、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全华联)副会长。华人史方面的主要著作有：《长崎华商与东亚交易网络之形成》[日]，《错综于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主编)、《大潮涌动：改革开放与留学日本》(主编)、《跨越疆界：留学生与新华侨》等。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 举报邮箱：报受理和处置管理办法总机：86-10-87826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