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非科研人员，无法获得政府或科研单位的经费支持；而这些植物又因为稀有，在绿化市场缺乏知名度，没有公司愿意冒险购买。
2014年4月，云南环境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欧阳志勤发现了这片林子，称赞古云贵“比很多专家种得都好”。
今年12月初，欧阳志勤对澎湃新闻（）表示，自己从事珍稀濒危植物保护20多年，从未见过有农民如此自觉地大规模种植珍稀濒危树种。
她说，这些树木无论是科研价值、生态价值还是经济价值，都难以估量。但看着这位农民守着“金山”，却无法变成“金子”，她深感无奈。
由于缺乏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保护工作主要由科研人员承担，珍稀濒危树种往往只能小范围地长在精心打理的科研基地，当地群众被排除在保护工作之外。
守着“金山”的古云贵现在有些消沉。他说，如果外界能够提供支持，凭借积累的经验，可以把规模继续扩大；如果糟糕的状况持续下去，“只能等十几年后树长大，砍倒做木材卖掉算了”。
古云贵繁育的珍稀濒危植物林，位于云南省河口县莲花滩乡一个名叫狮子山的地方。
从乡政府所在地出发，爬过漫山遍野的香蕉林，大约40分钟才能抵达狮子山。从山梁上向下望去，陡峭的斜坡让人眩晕。
2010年，古云贵在这里种下华盖木、亮叶木莲、毛果木莲和睦南木莲共计14200多棵：毛果木莲3600余棵、华盖木2200多棵、亮叶木莲5000余棵、睦南木莲3400余棵。其中，毛果木莲为云南特有珍稀树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华盖木和亮叶木莲 ，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如今，华盖木已亭亭如盖，亮叶木莲肥大的叶子迎风摇曳，碗口粗的树干顶着繁茂枝叶“遮天蔽日”。
2008年9月，一场关于珍稀濒危植物保护的研讨会，在河口县隔壁的屏边县召开。
会议由欧阳志勤发起，她希望借助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力量，一起来保护珍稀濒危植物。
欧阳志勤邀请了多位珍稀濒危植物保护方面的专家来讲课，告诉老百姓保护这些植物的重要性，并教他们识别、引种和繁育的常识。
专家们在大屏幕上播放珍稀濒危植物的图片。古云贵看到屏幕上几个树干挺拔、花朵红里泛白的植物时，想起在自家后山上曾见过这样的大树。
后来，他得知这种树叫华盖木，还听说在我国野生的只有5株，是“无价之宝”，“一棵树顶两架直升飞机”，不禁心中窃喜。
1976年，有“中国木兰之父”之称的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教授刘玉壶，在云南西畴县野外调查时，意外发现5株没见过的植物，鉴定该植物为新属新种，于1979年确定为木兰科华盖木属华盖木。因为稀有，华盖木有“树中大熊猫”之称。
屏边县林业局原副局长陶国祥记得，当时常有专家来当地调研，采集标本，“只有5株华盖木”的说法也不胫而走。
古云贵说，那次研讨会结束后，华盖木的果球卖到了350元一公斤，果球里的种子，则卖到了4万元一公斤。
刘玉壶的弟子、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曾庆文在河口县调研时，也鼓励古云贵自己繁育种植华盖木，“你在这里第一个种，亏不了的”。
多番打听后，古云贵让在越南打工的大儿子，以2万元一公斤的价格，买了4公斤华盖木种。
亮叶木莲和毛果木莲也是珍稀濒危植物，但种子价格比华盖木低很多，古云贵购买了一些种子，将这两种植物也纳入他的繁育种植计划。
2010年春天，古云贵在自家旁边的一块苞谷地松土开地，将这些金贵的种子播撒下去。此后，古云贵还租了狮子山的80亩荒山，用来移栽幼苗。
古云贵统计，这年他繁育套袋的幼苗有10万余棵，最终被移栽成林的，大约有14200余棵。其余的幼苗，后来卖出一部分，剩下几千棵至今仍在基地。
从播下种子到移栽成功，古云贵花费了将近20万元，赌上了这个家庭全部的积蓄，还动员两个儿子参与后期林子的看护工作。
整个2011年，古云贵几乎都是在种植基地度过。冬天的山风猛烈刺骨，有时会扯破竹篾房门，灌入被子。寒冷难耐时，他便生起火堆，捱过长夜。
在古云贵的精心培育下，荒山逐渐泛起了绿色。到2012年，1万多棵幼苗全部存活。
古云贵种植珍稀濒危植物的消息，慢慢在当地传开，不时有人上山向他讨教经验，或者购买一些幼苗。
有人还愿意以2000元每株的价格，购买三米高左右的华盖木作为绿化用，可惜当时他种下的幼苗达不到这个高度。
曾庆文三次到古云贵的种植基地，对他的繁育种植工作大加赞赏。古云贵还记得曾庆文鼓励他的话：“等这些苗长大了，全部卖给我。”
古云贵种树的这片林子旁边的土地，如今全部种上了香蕉，专家称这对水土保护并不利。
2012年9月，说要买下古云贵全部树苗的曾庆文在一次观察野生华盖木传粉时，从40多米高的树枝坠落，不幸身亡，年仅49岁。
两三年的时间转眼又过去了，茁壮生长的树苗已有古云贵身高的两倍，不再需要他时时看护，但他仍时常待在种植基地的毛棚里。
从2012年开始，当地香蕉的收购价格持续三年上涨，最高的时候，卖到8元一公斤。
市场的疯狂刺激了广大农户，在古云贵的种植基地附近，原先的稻田和玉米地，纷纷被村民插上了香蕉苗。
这本是古云贵希望兑现辛苦的时候，可鼓励他的专家不在世了，以前询问购买树苗的商贩，如今也不知去向。
他一年到头守在林子里，也只能见到两三拨人来“考察”，他们要么拍拍照，要么测量一番树苗大小，愿意出钱购买的寥寥无几。
古云贵的印象中，2013年有两笔交易，共计卖出亮叶木莲240多棵；2014年，只有一家屏边的绿化公司，买走毛果木莲和亮叶木莲250多棵；2015年则一棵都没有卖出去。今年马上结束，不久前才签下一单，目前还没有成交。
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想不明白，前几年宣传得那么珍稀的树木，怎么等他种出来就不值钱了呢？
屏边县林业局原副局长陶国祥说，最初发现华盖木数量少，价格自然高昂，后来在越南又发现了这种植物，是价格下降的原因之一。
村民们见古云贵的树苗无人问津，也开始嘲弄他，“你要是当时像我们种上香蕉，这么大面积肯定赚大了。”
云南大围山自然保护区屏边管理分局一位负责人认识古云贵多年，得知古云贵种植珍稀濒危植物后，多次到古的种植基地考察。
古云贵让他帮忙联系销路，对方答应“卖几棵树应该没问题的”，但事后往往无消息。
就在古云贵种植珍稀濒危植物期间，云南环境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欧阳志勤也申请到一个繁育毛果木莲的项目。
不幸的是，2013年12月昆明突降一场大雪，欧阳志勤繁育的幼苗大量被冻死。
她联系大围山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上山重新寻找幼苗。因为这次偶然的机会，欧阳志勤第一次来到了古云贵的种植基地。
她至今记得见到这片林子时的兴奋和惭愧，“真是由衷地敬佩这位大山深处的农民兄弟” 。
欧阳志勤说，毛果木莲和华盖木已列入我国和云南省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紧急行动计划，国家财政下拨了不少科研经费，但学者们只是发表几篇论文和引种繁育一些幼苗，看到古云贵种植的毛果木莲，她称赞“比我们课题组做得好，保护得好”。
欧阳志勤前后5次到古云贵的基地考察，鼓励他相信种植这些植物的社会价值，也想办法帮他联系销路。
她认为古云贵已经具备了一定繁育珍稀濒危植物的经验，委托其帮忙在山里寻找其他珍稀濒危物种，并尽力给他一些经济上的支持。
多年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一线工作的经验让欧阳志勤意识到，当地群众是珍稀濒危植物保护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亟需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补偿机制，将当地群众纳入保护队伍中。
她说，当地群众熟悉树种的习性，种植起来更“接地气”。古云贵这6年种植华盖木等珍稀濒危植物积累的经验，对于学界研究、保护珍稀濒危植物，具有一定价值。
她说，种树对于保护当地生态，防治水土流失也有明显效果。如果糟糕的状况长期持续，古云贵可能也会像其他老百姓一样，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烧山种上香蕉、菠萝、火龙果等热带水果，而这对于生态保护并不利。
古云贵现在经常在林中转悠，6年前培育的幼苗已成碗口粗的树，如何处置这片林子让他一筹莫展。
政府方面没有针对普通农民开展保护濒危珍稀植物的专门项目，而专家们的科研经费有限，使用又管理严格，无法从经济上给当地群众提供太多帮助。
许多木兰科植物都属于国家保护物种，树形美观，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和观赏价值。
“中国木兰之父”刘玉壶很早就建议，将木兰科植物作为绿化树种，既能保护又能利用，一举两得。
欧阳志勤觉得，即便考虑到生长习性因素，至少在这些珍稀濒危植物生长地所在的城市，应推广绿化种植，既起到了保护和利用的价值，又能体现当地城市的特色。
她说，植物对生长环境有一定的适应力，亮叶木莲作为行道树可能推广困难，但种植在庭院作为观赏树种是可以存活的。她在自家小区种的几株亮叶木莲，如今已有一人多高。
云南环境科学研究院原正高级工程师李达孝退休后，曾在多家园林绿化公司担任顾问，他多次给一些企业负责人或政府管理部门建议，将木兰科植物作为绿化树种推广，但收效甚微。
李达孝发现，一个城市绿化种植哪种树木，最终还是领导说了算，他们往往难以理解一个科研人员的苦心。此外，有些树种对生长环境有特殊要求，种植成本高，绿化公司出于风险考虑，更愿意选择熟悉的梧桐、香樟等常见树种，而非知名度不高的珍稀濒危植物。
没事的时候，古云贵习惯到这片珍稀濒危树林里转悠。每年二月到五月，是这片林子最漂亮的时节。华盖木和亮叶木莲开始换新叶，红色的叶子一点点将整片林子着色，有风的时候远远望去，像是跳跃的火焰。
“太漂亮了，我都拍了很多相片呢。”望着大片林子，这位口拙的农民难得流露出动情的一面。看着荒山变成森林，他有种说不出的成就感，“高兴，但也心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