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支笔能让3毫米的植物器官以特写的形式被放大，也能让只有在显微镜下可以看清的复杂结构纤毫毕现。不同季节成熟的花朵、果实，一根枝条发育的不同阶段，被“浓缩”在一张画纸上，用以展示植物的综合性状。黑白的“写真”没有植物的原色彩，却透着艺术感和生命力。
给植物绘制直观的科学画，是现代植物分类学的传统。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植物科学画画师刘运笑就是专门给植物画“写真”的人。目前，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在全国仅剩不到10个。
华南国家植物园揭牌已有两个多月，游人不断涌入东北侧展示区的温室、木兰园等专类园，想一睹国字头植物园的风采。而西南侧的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科研区并不这样热闹，这里有适合做学问的安静环境。初秋季节，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植物香气。
22年前，华南植物所（园）“招人”的消息传到了广州美术学院。彼时，植物园的第三代植物科学画画师余峰即将退休，亟须年轻人来接班。美术学院老师叫了几名同学去面试，他们回到学校却异口同声地表示“这工作做不来”“画的都是‘死’标本，很枯燥，看着想睡觉。”
当年即将毕业的刘运笑学国画出身，她画的山水、鱼鸟飘逸灵动，创作时还喜欢将想象力倾注其中。但画植物标本必须以科学为基础，要呈现客观事实，不能自由发挥，这让热衷创意的艺术生觉得掣肘。但在老师的推荐下，她还是先到植物园“考察”了一番。
植物园内形态各异的漂亮植物让她着迷，她突然觉得，如果终其一生静静地画植物，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然而真正入行后，她才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融入其中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
最初需要适应的是工具的改变——尽管科学画和国画的白描类似，但抓毛笔和小钢笔的力度、感觉完全不同。她说，毛笔运笔讲究，有收笔、提笔等线条变化，抓小钢笔时则要掌握它“肚子”里的墨水量，“科学植物画的线条要流畅自然，墨水量最难控制，不能多也不能少，少的话，画着画着就断线了。”
听说植物园来了年轻画师，除了即将退休的余峰，之前退休的绘图室老师也经常回到植物园来指导。前辈告诉她，线条不要画得太细，画得太精细，印书缩小时会黑作一团。“这也是植物园传承下来的绘图风格之一，注重印刷效果。”
熟练最终还是要靠实操。刘运笑的蘸水小钢笔跟了她22年，握笔的地方被磨得光亮。近几年，钢笔风潮又流行了回来，市面上不乏精美高端的钢笔，但刘运笑像匠人一样有自己的坚持，她在网上“淘”已经停产了的不锈钢笔尖，蘸“一得阁”的墨水，因为现代钢笔的笔尖没有她“习惯的弹性”。
除了插着铅笔和小钢笔的笔筒，刘运笑的办公桌上还放着显微镜、解剖刀。画植物科学画，与对着植物写生不同，画师不仅要有绘画技巧，还需要具备植物学基础知识。
刘运笑小心翼翼地展开标本吸水纸，里面压着的是科研人员新送来的标本——一株细弱干瘪的植物，它通体呈黄色，仅有五六厘米长，茎又短又细，茎上的花朵好像已经被压得粘在一起了，上面密布着极细小的黑点，很难想象它在野外生机盎然的模样。
拿到这样一个干标本后，画师通常会先采一朵花或一片叶用水煮，使其恢复舒展。由于植物科学画需要展示细节解剖图，画师不仅要持画笔，还要善用解剖刀。刘运笑以水玉簪科植物举例，它小巧的花瓣“肉肉的”，被压成标本后也偏软，将其展开十分困难，解剖针一戳就是一个洞，很容易将内部结构戳坏，因此要格外细致。
正式画画之前，“看镜”步骤必不可少，即把植株解剖后放到显微镜下，仔细观察花丝、花梗、子房等结构。与在大自然中写生不一样，刘运笑的大部分工作在办公室中完成。“盯显微镜，一盯就是一上午，眼睛痛得很。”她说，比如菊科植物的花朵其实是一个花序，由不同的小花组成，这些复杂的结构给观察和绘画都带来了挑战。
“植物哪里有托叶和腺点，长的是刺毛还是茸毛，这些重要特征都要特别留心。如果发现了特殊结构，要画一个放大的特写。”植物的叶柄、花朵的柱头和花药等有多长，也要一一测量尺寸，再依据比例在画纸上放大或缩小。
这些专业的植物“术语”，她最开始是跟着植物教材学，后来每画一个科的植物，她就顺带着了解这一科植物的特点。一个个不起眼的标本，在画师的笔下丰盈鲜活起来。
除了严谨科学，整幅画也讲究艺术美感。一个植株周围，还有放大了的花朵、果实的细节，它们“摆”在左上角还是右下角更好看，考验构图技术。“要透气，避免闭塞，不能产生压迫感。”刘运笑说。
刘运笑说，植物学家发现一个新种时，要将其解剖，找出它和其他种的区别和重要特征，而要发表这类新种时，就需要找画师画一幅黑白墨线图，就像一张证件照一样，这是行业里延续的传统。植物科学画能突出科研人员的研究重点，让读者一目了然认识到植物的特征。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古代时期各本草著作中的植物插图，是中国植物科学画的雏形。此后，西方植物学知识的传入，对中国的植物科学画产生了重要影响。1927-1937年，中国科学植物画创始人冯澄如为胡先骕与陈焕镛合著的《中国植物图谱》1-5卷绘制了200多幅植物插图。
1959年，《中国植物志》开始编写，出于图文并茂的要求，大规模的植物科学画画师得以被培养和成长起来。直至2004年全部出版，这部历时45年、收录了3万多种植物的《中国植物志》培养了160多位专业画师。鼎盛时期，植物科学画画师达到200多人。
“以前老同志很多书出了就出了，连名字都没有（印在书上）。”刘运笑说，最初入行时，她曾经将画作原稿给科研人员拿去发表论文。直至2012年方便扫描后，她才注意保留自己的原画。
在这里坚守了20多年，刘运笑说，是源于这份工作的意义。“我的责任，就是为科研做好服务。”她说，植物科学画为植物分类学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近些年，华南地区新发现的植物，大部分都是由她绘图的，也有北京的科研人员特意来找她。科学画需要先用铅笔画草图，经科研人员审稿确认无误后，再用钢笔上墨。让刘运笑自豪的是，她的画作很少被要求修改。
然而，植物科学画也曾一度势衰。“摄影技术带来的冲击，导致大家对科学画不再重视。”华南国家植物园标本馆馆长罗世孝坦言。但他也强调，摄影技术只起到了协助作用，无法取代专业画师。“哪怕摄影水平再高，拍到的不过是一个侧面，而植物科学画呈现的是植物的所有关键特征。”
在刘运笑之前，曾有一个男生工作了一年就离开了，而在她之后，也再无新的画师常驻于此。她带过四五个徒弟，但这些年轻人最终都没有坚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植物志》《广东植物志》等图书的出版和大量植物“普查”的完成，画师很少会画已有的植物，除非新出书涉及版权问题。大多数时间，他们会画新发现的植物，但新发现的物种并非总有那么多。“有可能几个月，才有人找你画一张。需求少了，岗位也少了。”刘运笑说。
“画师要耐得住寂寞，这里的工资跟走入社会搞艺术的收入，还是有差距的。”罗世孝坦言。另外，画师需要重新学习植物学，这也是一个挑战。以前的画师画一朵花，会搭帐篷守在植物园里，就为了看花是怎么开的，还有的人跟着科学家一起去野外考察、采集，有的也成了半个植物专家。他认为，默默无闻的植物科学画画师应该收获更多关注。
谈及传承，刘运笑认为，除了科研作用，植物科学画的科普、美育作用正日益凸显。看着漂亮的植物跃然纸上，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对充满质感的科学画产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