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天的年轻人都在逐渐离开那个古朴的村庄时，有一位年轻人却固执地认为，自己可以
作为彝族人，在白族的村寨长大，苗族的学校上学，以汉族的方式生活，大树在复杂的多民族环境中成长，但也恰是这份复杂，为他的涂鸦创作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内容。
他将这种身份认同转向乡村，来探寻故乡的意义，而我们也在高寨村见证了他的黔涂之旅。
直到去年8月份，大树在高寨村再续了他的乡村涂鸦之旅，如投入一块石子，打破了高寨村尘封多年的某种静谧，在那些色彩斑斓的墙绘上，让人隐隐觉得，这是一个还在生长的年轻村落，而我们也在这里见到了他。
作为农耕人的后代，大树明白四季轮回的天数，不论心中何许韬略，总是要从一粒谷子开始。在跟着村寨师傅学了两年画之后，初三那年，大树怀揣着要为家乡做点什么的决心负笈远行，准备用十年的时光，学有所成后归根村庄。
人生首次远行，大树只有一股固执的信念和打猎的技能，谈起福建的时光，眼里闪过诸多情绪，涂鸦特有的创作方式，使得他和这个社会的各行各业发生着不同的接触，感知那些边边角角的情绪，“有次我去广东，我会让他们跟我说粤语，尽管我听不懂，但我能找到这个地方的节奏。”
有一次在大凉山创作时，大树靠着绘画和动作与当地一位老人聊了一个半小时，也正是因为这些特殊的经历和体验，让他逐渐开始明白，当艺术创作作为一种语言时，创造的联系远远胜过其他。
与此同时，在乡建的工程中，大树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局外人，仅仅是参与到一个新闻或某个事件之中，这让创作的内容和所在的环境之间筑起一道高墙。
“没有联系”的警觉和传统村落逐渐消亡的担忧，开始让大树感到迫切，原本计划的十年，被提前了一年，他要找回故乡那些逐渐被分离的枝枝蔓蔓。
在村子里游走一会儿后，我们随意找到一处田野便坐下来，因为摄像机的出现，引来马路上路过村民的关注，大树指着后面涂鸦：“你看，我们当时画这幅画的时候，也是这样。”
身后的两层楼高的墙面上是一双巨大的手托起的草莓，被苗族的纹样图案包围在一起，当时在创作这幅涂鸦时，大树像是被放在显微镜下的外来闯入者，村民们在背后纷纷议论，这年轻人跑到这儿想做什么？
这幅涂鸦大树画了4天，大树说，最初村民们看着那棵还没画完的草莓时，便责怪他，怎么画了一颗烂掉的。
这让大树有些哭笑不得，只好闷声不响，等到完成时，那间房子主人问他，为什么没把那个小窗户也画上。显然，村民最后的认可为大树带来了更多的信心，“其实，这个东西做出来，大家的接受度都挺高的。”
从国外传入和中国传统乡村，如何平衡两种文化，找到结合点，被乡村接受，成为大树创作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不过这也恰巧成为他的创作来源和灵感。
大树指着对面马路旁的一处涂鸦，一朵紫色玉兰向上盛开着，“一会儿你仔细看，那朵花的原型就在那栋房子的旁边。”
大树是村庄的孩子，自然懂得乡村生长规律，与人沟通之道。创作之前，大树便在高寨村四处观察，和村民聊天，唠家常。
面对逐渐空心化的中国乡村，高寨村则用村庄的魅力来接纳一切新兴的产物，大树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村民们喜欢和年轻人沟通，哪怕是涂鸦这样的街头艺术，也能被高寨村所包容，作为一种新的村落发展模式，高寨村正在往一个全新的方向生长着。
漫步在高寨村时，你能明显地感受到，涂鸦作为一种年轻的符号，催生着整个村子生命力，在这些涂鸦点缀下，观看先于语言的好奇吸引着到访的人如树根向下般走进这片土地。
我们离开的那些小村落，没有这个三月所应有的时间、微风、美好、爱情、戏剧和命运，与之伴随的是那些硬着头皮千里单骑的匆匆背影。
当整个中国农村生态都在剧烈变化，大树在庞大而又威严的村落面前显得似乎有些势单力薄。只是问及大树最深刻的体验时，他总是会想起那位老奶奶在深夜时为他们送来的食物。
村庄将他看成学有所成后回来的后代骄傲，而他也在这样的身份转换中明白反哺故乡的意义。
从江高增侗寨、堂安、平引村、施秉、大凉山、高寨村……如今大树的黔涂之旅已经颇具影响力，他自己也有了足够实力和信心去完成乡村的未来，可以在资本逻辑面前有了更多周旋的余地。
村庄是需要年轻人的，需要那股鲜活的生命力，反过来，年轻人需要村庄吗？行走在高寨村时，微风拂面，一种失而复得的乡愁涌入，忽觉我们去往的城市逐渐消失三月所应有的浪漫。
采访结束后，大树又拿起喷漆开始在那辆面包车上创作起来，我问大树可不可以去我的老家，他回：可以啊，你们村支书同意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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