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最早源自《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状态。1979年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就使用“小康”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从存续数千年的社会理想，到改革开放数十年来的执着追求，中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赋予“小康”更高的标准、更丰富的内涵和更美好的愿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道上砥砺奋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2020年是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收官之年，在此过程中，广大艺术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饱满的创作热情，以小康叙事的手法记录、见证和描绘了中国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作出的伟大实践，以艺术作品展现时代脉络，同时，也用优秀的文艺作品鼓舞人、激励人，为建设小康社会注入了强劲的精神动力。
在全球文化视野下，小康叙事美术作品，无疑是当代美术史上动人心魄、独具中华文化魅力的艺术题材。小康叙事的历史演进和当代拓展，用图像完整呈现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视觉面貌。
英国著名新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新文化史研究中提出了“图像证史”这一历史研究方法与视角，小康题材美术作品无疑承载着绘史与证史的艺术精神和文化价值。从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改革开放前，小康叙事虽然在此间的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倾向和侧重，但其最重要的艺术特征是以具象的人物、景物或事件来见证这段发展历史，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是这一阶段美术创作的主基调。
艺术家们将目光投向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沸腾的建设工地、广袤的田间地头以及工农兵人物形象，成为画面的主体。上世纪50年代，汤文选的国画《婆媳上冬学》，婆媳二人冰天雪地相互搀扶，同赴学堂，对未来幸福生活充满了积极的渴望；武石的版画《最后一根钢梁》描绘了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革命现实主义向革命浪漫主义演进，小康叙事题材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场景更加紧密，黄宝荪的宣传画《精选良种夺丰收》展现了人们企盼丰收的热切情怀；钱松喦的国画《渔满千舟》则呈现出秀美壮阔的场景。
小康叙事亦包括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气势恢宏、喜庆热烈，詹建俊的油画《狼牙山五壮士》、罗工柳的版画《前赴后继》则描绘了革命战士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舍生忘死不畏牺牲的光辉形象，这些作品催人奋进、感人至深，具有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无疑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视觉史诗。某种意义上来说，革命历史题材是中华文化民族复兴的重要抓手，是最具中国力量、中国自信的艺术表达，也是小康叙事中最重要、最出彩的艺术体裁。
从脱贫攻坚、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角度来看，此时期作品中所呈现出的人物生存环境、衣着服饰及社会景象等，与当下社会无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关系，唯一的相同点则是人物的精神面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物形象始终都是积极的、正面的、感人的。这些作品作为历史的见证，补充了许多文字资料无法传达的意义。
1979年至1985年前后，改革开放使各种西方现代艺术流派涌入中国，印象派、结构主义、荒诞、象征，这些现代因素开始出现在美术创作中，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观念与形式处于模仿与借鉴阶段，以现实为背景，描绘中国社会现代进程的美术创作理念尚未形成根本性变异。1985年，谢源璜的油画《转场》描绘了一队转场途中的牧民，从画面总体基调、用笔技巧到色彩运用等方面，明显可以看出印象派绘画的影子，空气中弥漫的大漠黄沙和印象派画家莫奈油画《日出印象》中的朦胧景致形成了跨时空的呼应关系。傅中望1984年创作的雕塑《生命使者》则充分吸取了西方现代抽象雕塑的造型手法，以洗练的技巧塑造出极简的人物形象，这一手法也奠定了其后结构雕塑的创作基础。
在此阶段的艺术演变中，以靳尚谊、陈丹青和罗中立为代表的本土艺术家，从不同的切入点出发，对中国当代绘画演进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靳尚谊专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经典作品，从造型语言的体系角度理解欧洲油画的本质特征，他的新古典主义油画代表作《塔吉克新娘》，将西方写实油画与中国传统美学结合起来，将油画这一外来画种引向全新的中国高度；陈丹青的少数民族人物油画《西藏组画》，用表现主义的形式和手法实现了对传统绘画程式的革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罗中立的绘画，严格意义上来说代表着彼时的四川油画群体，其中包括何多苓、艾轩、周春芽等同时代艺术家，他们以冷峻犀利的笔触和伤感忧郁的图像，表达了对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深刻反思与期待，其中的代表作品有罗中立的《父亲》、艾轩的《西藏风情》、周春芽的《若尔盖的春天》等，个性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他们的追求目标，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仍然以观照社会现实为出发点，却能以全新的艺术图式颠覆了传统的美学规范，为后起的曾梵志、冷军、李邦耀、魏光庆、方力均等人开启了架上绘画与架下装置实验的大门。
需要指出的是，此阶段的创作探索并不完全是出于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深入认识，更多的是出于对传统艺术程式的不满和寻求突破，在小康社会的建设历程中，这一阶段的绘画创作与中国社会波折起伏的曲线高度契合，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视觉维度，作为文化的表象，这一阶段小康题材美术作品被重新定位并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从“85美术思潮”开始，小康题材美术创作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变，而这种改变体现在创作视角、观念主题和形式层面。从1992年至今，中国社会驶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中国当代艺术也由此走出了一条充满自觉、自立与自信的跋涉之旅。从环境污染、产能过剩、能源危机，到城市化、农民工等等，中国社会经历了西方现代化近百年进程中所面临的类似问题，中国当代艺术也在极短的时间内消化、吸收并进一步拓展了西方现代艺术近百年的发展路径，摆脱了观念、手法、材料和描绘对象自身的羁绊，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逐步形成了兼具实验性、观念性、前卫性的多元艺术特征、体现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艺术自信。
上世纪80年代中叶，周韶华从其系列国画《大河寻源》开始，踏上了中国画变革创新的征途，酣畅淋漓的气势派画风，给传统中国画注入了全新的气象和活力。以油画作品《父亲》闻名于世的罗中立，很快摒弃了传统的写实手法，以粗放动荡的笔触和浓重醇厚的色彩完成了自我否定，使之更加契合创作对象的精神特征。其绘画题材却几十年如一，描绘着故乡的人物与景象，将其三十多年来的作品按照时间序列陈放在一起，人物表情从凝重到松弛、人物衣着从破旧到整洁、山川草木从荒芜到葱郁，可以清晰地看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图像路径。从艺术本体上来说，罗中立对油画这一外来画种作出了积极的民族化探索。
魏光庆的《红墙》系列油画体现出强烈的波普艺术特征，他用扁平直铺的手法，把代表东方文化的红墙、茶壶、中国画素材与代表西方文化的英文字母、胶卷、波普人像等用规整的形式整合在一起，使作品呈现出浓厚的装饰意味和玩世色彩，揭示出当代人的复杂心境与处事哲学。而李邦耀的系列油画《物种起源》，有效地将日常消费用具不假评判地置于画面之中，以期引发一种具有批判性的警惕心态，他的作品成功地将西方的政治波普转化为具有鲜明中国社会发展特征的物质波普，从消费文化的层面将波普艺术进行了深入的切换和演绎。
傅中望是当代雕塑的先行者之一，从主题性的写实主义雕塑经唯美性的装饰雕塑、材料性的抽象雕塑转向当代艺术，其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的艺术历程，与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相似，以很短的时间浓缩经历了西方艺术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现代主义的发展过程。他从中国传统建筑的结构形式中提炼出现代雕塑的审美方式，以《榫卯结构》系列完成了中国雕塑艺术本土性的转化，并且数十年来他都坚持中国艺术的本土化，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中进行现代性转换。
王心耀的创作同样具有鲜明的特点，他用西方油画材料表现中国传统水墨文化，其油画《中国风》系列给人以巨大的视觉冲击力，恍惚迷离的意向、斑驳起伏的肌理、豁然贯通的气韵和豪放老道的笔法，将中西文化的冲突、对立、和谐与交融演绎到极致，在当代艺坛走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概括来说，小康叙事创作题材的要义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通过艺术的形式记录与呈现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情景，并使之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和艺术发展史的重要图证；其次，通过艺术的形式提升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历史目标的认知和思考，并以此为基础展现出党和政府在此过程中的伟大作用；再者，通过题材发挥艺术的教化功能，通过那些优秀的主题性题材绘画，呈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那些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和视觉场景，使观众在欣赏这些艺术时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义所在，进而实现个人情感和精神层面的升华。最后，小康叙事美术创作也体现了艺术家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注与思索，通过对当代艺术观念、形式、材料和手法的拓展，极大地丰富了当代艺术的语境，展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自信和本体价值。
艺术的创作以社会现实为基础，而社会的发展也必然导致艺术创作的变化，脱离现实社会的艺术无异于海市蜃楼。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始终贯穿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历程之中，小康叙事，实际上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叙事的高度整合，这一独特艺术题材，也必将成为人类艺术的灿烂瑰宝。
正如习所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宏伟壮阔的国家梦，也是具体而微的个人梦，无数鲜活生动的个人梦想百川归海汇成民族的发展洪流。展现伟大事业、塑造伟大精神，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
文艺工作者要积极主动地担负其崇高的历史使命，用更多大气磅礴、激荡人心的文艺作品，描绘历史的波澜壮阔、记录历史的狂飙突进，热忱讴歌祖国的发展、社会进步、人民伟业，让奋进中的人民从文艺中看到自己的身影、听到自己的心声，更加朝气蓬勃地面向未来，更好地发挥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践行伟大中国梦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