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海博士兼任中欧绿色设计与绿色制造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创新设计产业战略联盟中国设计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高校设计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工业设计集成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广州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粤港澳设计文化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等。
2004年博士毕业于阿尔托大学（原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后，留校任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先后获得芬兰文化成就奖、中国工业设计十佳教育工作者（2015）、芬兰狮子团骑士勋章（2016）、世界绿色设计贡献奖（2017）、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一等奖（2017）、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贡献奖银质奖章（2017）、广东省第七届和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的第41年，在这几十年中，中国设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请您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谈一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个时间节点和事件。
方海：首先是科技信息方面的巨大发展和进步。我于1981年进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学习时，作为全国当时专业资料最多的建筑学科，我们的图书资料也是极为有限的，甚至能与国际接轨的文献仅限于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的和60年代日本的，以及少量美国的过期杂志；1988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时，学校已有订阅欧美各国主流建筑期刊；到2016年，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不仅订阅国际各种专业期刊杂志，更有许多师生在重要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和设计作品，初步融入国际建筑与设计发展的主流学术圈。
其次是中国当代城市和建筑的长足发展。1995年当我决定赴欧美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上海浦东的第一家大型超市“易初莲花”开业，人山人海的盛况令人难忘，彼时北上广的城市综合体和高层建筑群尚在计划当中，而当年出国留学的理由之一就是能多看看国际大师的建筑作品。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时，国际上最活跃的大型建筑事务基本上都有作品在北上广深及其他重要城市，而2010年上海世博会汇聚来自全球的各类建筑师团队在上海集体亮相。到了2018年，全国绝大多数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有境外建筑师的作品，一方面有人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里已成为境外建筑师、工程师的实验场，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当几乎世界上所有的著名建筑大师和设计机构都在中国留下作品时，中国也成为了当代建筑的鲜活博物馆，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中国建筑师和设计机构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第三是中国家具和工业设计方面的发展速度惊人。尽管我国的家具和工业设计在创意和高科技方面还与发达国家有很大距离，但与四十年前的中国家具和工业设计相比较，我国的发展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四十年前中国各大城市的家具家电与所谓的“大件用品”还需要“计划供应”，四十年后的今天，全中国的家具家电都达到“供大于求”的局面。1996年我去芬兰学习，已故中国室内设计学会主席曾坚先生嘱托我每次回国带回北欧设计师的图片资料，今天的中国，早已有来自北欧和欧美日各国设计师的活跃身影。1997年米兰和科隆国际家具博览会上，我看到来自中国的家具制造商们拖着拉杆箱收集各展位的资料，以便回国模仿；2007年的米兰和科隆展会上已出现中国家具的展位，而中国家具制造商们早已不能满足于通过图片资料的初级模仿，而是将其中意的产品直接买回家拆装研究；2017年中国各地的家具展会上，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多家中国本土设计品牌，其中有许多中国设计品牌已多次参加国际展会。
您从事建筑与环境设计、工业设计领域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中西方设计比较研究30余年，研究成果更被认为是当今绿色设计和生态设计研究的重要理念和方向之一。在您看来，“可持续设计”的准确概念是什么？涉及到哪些学科？您是如何在教学和实践中进行“可持续设计”的？
方海：从哲学思维方面开看，两千多年前中国的老子哲学就会有最早、最朴素的“可持续设计”的理念，然而其更重要思维观念的则是“清静无为”。在古代，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古典文明虽然不排除其互相之间的某些联系，总体来说它们都是各自孤立的发展状态，因此，征服自然并成为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宰是世界各大文明不断的主旋律。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发现印度，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的壮举之后，欧洲各国开始轮流主宰全球经济，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对全球的征服是无止境的。直到伟大的德国科学家、探险家亚历山大·洪堡发现全球生态的一体化事实之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设计”的理念开始介入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当中，“生态设计”或“可持续设计”的观念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引起各国的有识之士的警惕，进而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过去的一百多年，是人类科技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的百年高歌，人类在充分享受高科技所提供的生活便利的同时，也饱尝惨烈战争的苦果，“可持续设计”在这百年发展中也经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以包豪斯为代表的“国际式”功能主义席卷全球之后，以芬兰建筑大师阿尔瓦为代表的北欧建筑学派所开创的以“地域主义”和“生态保护”为标签的“可持续设计”思潮，并由此建立影响全球的北欧人文功能主义设计学派。该学派尤其注重实践，在城市规划、景观环境、建筑、室内、家具、灯具及工业产品诸方面都取得世界一流的成果，并由此将北欧各国建成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度。北欧人文功能主义的设计观念早已得到全球各地的认可和追随，其核心观念就是立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设计”，同时辅以“以人为本的人体工程学设计原则”“设计经济性原则”“功能美学原则”和“科技与创意密切相结合的原则”。第二次高潮则基本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之后尤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人们此时再次回味洪堡在两百年前警告大家“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概念，在此时此地都开始有切身体会。人类在过去万年的发展中对自然的破坏是惊人的，在过去五十年的发展，尤其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高速城市化和现代化，带给我们这个星球的变化更是触目惊心。我们看不到北极的每天的融冰，但我们切身体会到持续多年的炎热高温；我们看不到遍布世界的垃圾场如何包围我们，但我们能够体会到大规模垃圾处理所带来的空气质量的大幅度下降；我们看不到太平洋、大西洋上由塑料垃圾形成的庞大岛屿，但我们每天能看到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白色污染”；全球化、信息化的社会让我们知道这个地球上每天有多少物种灭绝，每天有多少土地沙漠化，每天有多少人口在增加，每天有多少自然资源被不可逆转的消耗……我们虽然信赖科学，我们虽然依仗技术，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这个地球上的资源终归是有限的，于是我们要大力提倡“可持续设计”，真诚希望北欧人文功能主义设计理念能够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
广义而言，“可持续设计”涉及人类社会的所有学科。作为全球化的主题，“可持续设计”首选设计国际合作，其次涉及政策运作，再次涉及民间多层面协作模式，因此必然涉及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文化交流诸方面学科。狭义而言，“可持续设计”归属设计科学的范畴，尤其广泛地与城市规划、园林景观、建筑学、设计学、艺术学、工业设计等学科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当今世界早已进入学科融合与跨界设计的发展阶段，诸多基础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博物学也与“可持续设计”关系愈来愈密切，这些基础科学中的某些观念和定律往往成为“可持续设计”的思维出发点和重要依据。当代“可持续设计”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它必然与时俱进地与诸多新兴科学发生关联，如信息科学、语言学、符号学、解构主义、结构主义、诠释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运筹学、工程学、材料科学和宇宙学等。
作为建筑师和设计师，我在自己承接和参与的所有设计项目中全力贯彻北欧人文功能主义的五项设计原则，尤其是在中国的设计项目，更是关注与中国传统设计智慧和中国本土材料资源的密切结合，如深圳家具研发院、无锡大剧院、成都天府国际社区教堂以及东西方系列竹家具项目等，并由此发展出“新中国主义设计”品牌，也初步形成“新中国主义设计科学”的设计理念。作为大学教师和设计学院负责人，我一方面在自己负责的课程中全力提倡北欧人文功能主义设计原则，另一方面每年邀请来自芬兰、瑞典、丹麦、荷兰、英国、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爱沙尼亚、德国、奥地利、美国、日本多地的专家学者开设短期和长期的设计工作坊，以不同的方式传播“可持续设计”的全方位理念，使我们的师生在教学相长中了解和学习世界范围内“可持续设计”的最新动态。
方海：从根本上讲，人类数万年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如何与大自然相知相融的历史。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努力探索自然、开发自然；工业革命以后的百年历程，人们主动学习自然、利用自然；到了信息时代，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也是人类已明确意识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时代，人们开始越来越深刻地思考我们应该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实际上，人类的每一步发展都伴随着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可持续设计”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规劝人类以最小化的“掠夺和破坏”换取与大自然的最大化的共生状态。在达.芬奇的时代，欧洲刚刚发现新大陆，探索自然深入研究自然界万物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到了洪堡的时代，少数科技精类已发现全球生态一体化的事实，但其结果则是加速激发了人们深入全面研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由此带来科技的大发展，并迅速实现工业革命；到了爱因斯坦和玻尔的时代，人们陆续意识到科技高速发展的可怕后果，尤其是爆炸的力量给人们带来无尽的思考，以奥本海默为代表的曼哈顿团队恰恰就是明确反对发展核武器的先锋，直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及其研究团队都是在全球范围内呼吁全球关注生态、关注环境的最重要声音。而在实际运作方面，北欧一直默默的领先，以最切实可行的生态设计理念，建设着北欧模式的和谐社会；二战之后的日本是生态保护与“可持续设计”的另一个样板，如果说北欧四国的探索是小国发展模式的榜样，那么日本的成就在展现人口超过一亿的大国是如何在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设计”方面创造奇迹的。
客观而言，中国开始谈论“可持续设计”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了，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持续不断，直到改革开放进行前所未有的大开发大建设，才逐渐发现高速发展的红利与环境破坏的代价是成正比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却带来了巨大的浪费问题以及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城市建设大发展让中国与世界接轨了，却带来了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以及过度的资源与材料消耗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国家强盛带来GDP的持续增长，却同时带来国家机构的日益臃肿无效以及普通民众的过度消费问题；中国的建筑业、家具业和诸多行业都名列全球第一，但与此同时中国对基本资源的需求和对自身环境的破坏程度也是全球第一，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产业产品大都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并因创业能力和工匠精神的薄弱导致中国诸多核心技术的落后与缺失，在这样一种势态下，中国终于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对“可持续设计”的提倡和推动，中央各级领导开始强调工匠精神，开始倡导创新设计，并由此带动一波又一波的高新区、创新产业园、双创计划与政府主导企业加盟的新型浪潮。无论如何，中国始终在发展，并在发展中感受到了问题所在，对“可持续设计”的倡导至少是解决问题的姿态。
您在2017年获得了世界绿色组织（WGDO）授予的世界绿色设计贡献奖。请您介绍一下这个组织和奖项，以及您的获奖理由。
方海：WGDO是联合国下属专门致力于全球性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非赢利国际组织，它与欧盟有密切合作，每年定期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世界绿色设计论坛及相关活动。高速发展中的中国立足于全球化视野和大国担当精神，在WGDO建立伊始即积极参与并成为该组织最重要、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为更有效、更积极地推动全球可持续设计的发展，WGDO组织设立的“世界绿色设计贡献奖”意在褒奖世界各地为环境保护和绿色设计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机构。我有幸获得2017年“世界绿色设计贡献奖”，主要基于：我过去二十多年间在科研、教学和设计实践诸方面的工作，在科研方面，积极主持和参与国际国内多项科研项目，尤其对合成竹材在现代建筑、室内、家具等工业设计领域的运用作过系统的研究，出版学术专著三十余部；在设计实践方面，如前文所述，在对中国传统设计文化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材料科学和设计科学的探讨，开创“新中国主义设计”品牌，在建筑、室内、家具、工业产品诸领域都有收获。
“环保可持续”这一概念近年在国内的热度可称得上如日中天，在实践中是否存在认识和操作上的误区？
方海：中国目前从上至下地对“环保可持续”的推动、宣传和实施当然是大好事，然而，在认识和具体操作上的误区也在所难免。这其中当然有政府主导的连贯性和学校教育的合理性等方面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使中国与北欧和日本拉开了距离，中国必须有持久而坚定的信念保持对“环保可持续”的系统推动。具体到与设计和产品相关的层面，中国的企业家和设计师依然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从设计师的层面而言，我们一方面欣喜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巨大建设成就，另一方面也必须深刻认识到自身的职业修养和专业技能方面的不足。在城市空间和建筑方面，我们很容易看到中国过去三十年间城市与建筑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中国城市和建筑的快速现代进程已使我们与欧美日发达国家的距离拉的很近，然而，我们却不容易看到或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北上广及各大中城市中最重要的建筑和城市景观都是由欧美日国家建筑师主事；在设计方面，我们很容易看到中国诸多产业如何成为产量第一并走向国际市场，却往往忽视中国大量企业依然是以贴牌仿制为主，中国依然非常期待自主设计、自主研发并能在国际市场争雄的优秀产品和企业品牌。站在设计师的立场来看，我们对“环保可持续”的理解还存在如下误区，这些误区会自发导致他们在设计实践的操作中收效甚微，甚至酿成灾难。首先是对国情缺乏全面的了解，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全面了解是当代设计师的基本修养；其次是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设计智慧无知和漠视，由此导致盲目崇洋并失去品牌创新的原动力，中国必须努力学习西方最先进的设计理念，但决不能忘记或忽视我们本民族历史悠久的文化宝库所蕴含的设计灵感；第三是对现代科技尤其是材料科学的漠视，从而使很多中国设计师从构思到实际操作层面都失去了脚踏实地的坚实基础；第四是在重视外观造型的烟幕下缺乏对设计细节的关注，从而使中国设计师的诸多产品貌似新颖，但使用起来问题多多，细节问题层出不穷；第五是在抽象设计思维能力方面需要系统补课，例如任何设计中都要思考的比例、尺度、和谐、模度问题等，设计师只有在这些抽象思维能力方面达到成熟，才能创造出堪称经典的设计产品。
可持续设计是否存在“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您所倡导的“新中国主义科学与绿色设计”的内涵是什么？国外又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经验可以借鉴？
方海：可持续设计最大的内涵就是与环境共生，地球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各自都有其不同的地形地貌和历史人文，由此构成不同国家形态各异的环境特点，因此可持续设计的基本概念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的概念，另一方面则是地域主义观念。对中国设计师而言，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设计模式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实际上，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历史悠久、地貌各异，因此中国特色的大框架之下，设计师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发展内涵更为细化的可持续设计模式。“新中国主义设计科学”是将现代生态设计原则和科学发展观与中国传统设计智慧有机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绿色设计理念，它源自西方近现代设计发展中持续出现的“中国风”和“中国主义”设计艺术思潮，从最初的装饰风格的引介和模仿，到现代设计大师们对设计原理的认知和运用，中国传统的设计智慧不断启发着后人，而“新中国主义设计科学”则站在全球化信息化的立场，以生态科学和人文科学以及最新科技和材料科学的视野，继续探索和重新审读中华五千年设计宝库的方方面面，并以此为指导，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设计的运作模式。欧美日各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始终处于世界领导地位，如前文所述，北欧四国和而不同，发展出领引全球百年的地域主义生态发展模式，将北欧建设成为举世公认的和谐社会。日本的发展不同于北欧，针对自己人口密度几乎全球最大的特色，日本尤其强调社会稳定与和谐共处，通过强有力的教育和设计方法将全日本的自然环境保护做到极致，与此同时，日本虽曾以全盘西化强国，但从未忘记本民族传统文化，尤其在建筑、设计、艺术和日常生活细节方面，日本都能保持本民族风格特色。此外，荷兰、瑞士、西班牙、意大利和英法德等都建立和发展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可持续设计发展模式。
方海：可持续设计的深层根源是人类对自己如何与大自然共处所做出的思考与应对。从根本上讲，人类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对大自然的索取和破坏，但后来人们终于发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地球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尽管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会因为自然灾难、疾病和战争而时常导致人口的减少，但总的趋势则是地球上的人口总数持续增加，如今已超过70亿，据有关专家估计，全球人口到2050年会突破100亿。而对有限的自然资源和难以控制的人口增长，人类该如何应对？新科技和新材料是最重要的手段。以粮食为例，如果没有农业科技的成熟发展，地球早就无法供养70亿人口的日常饮食。当今的世界，人们只能一方面以非常审慎的态度向大自然索取，另一方面也必须发展新科技和新材料来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生态平衡，这里“可持续设计”最重要的内涵要素，也是现代设计师所面临的基本挑战。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设计师必须时刻关注来自世界各地的科技最新动向和新材料、新工艺的发展，并及时有效地吸收到自己的设计项目当中，由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新材料和新工艺手段往往成为“可持续设计”项目的突破口。
请提出一个您认为当下最值得业界讨论的话题并抛出您的观点。请分享1-2个最近您正在关注或研究的理念/领域/问题。
方海：有如下几个话题值得交流和探讨，即中国设计教育如何改进和提高的话题，如何深层次借鉴北欧先进设计理念的话题，中国古语“欲速则不达”与设计产品质量的话题，以及中国民众消费观念误区的线.中国当代设计教育如何改进和提高？
设计师是推动“可持续设计”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如何培养合格的设计师是中国上千所设计学院应该潜心思考的重大课题。简单说来，设计学院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就是优秀的老师、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设备充足的实习车间，我们大多数设计学院都基本具备这三个部分，但要说达到合格却并不容易。首先，优秀的教师数量有限，从客观上讲大批教师受国家体制的制约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应付各类项目申报、中期检查、结题评比、教学抽样等环节，但从主观上讲，许多教师并未完成个人专业修养的训练。反观欧美日大学，他们的专业教师往往就是业内最优秀的人群，由此才能教出优秀的学生。其次是图书馆建设，中国各高校虽然都建有图书馆，但许多图书馆的藏书泛善可陈，对师生很难有足够的吸引力，而设计类图书馆对师生尤其举足轻重的重要，没有经典著作的收藏，设计教育的基础必然薄弱，没有世界各地专业期刊的订购，师生的视野必然趋于封闭，更谈不上与时俱进。第三是实习车间的完备，因为设计学科完全是科技应用类学科，与纯美术和纯理科都不一样，离开了实习车间的操作训练，设计教育一定流于空谈，合格的设计学院的每一次课程作业都必须要求学生不仅有构思、有描绘、有图纸，而且必须亲手在实习车间做出实物样品。虽然国内许多学院都顺利开展与企业多层面合作的产学研项目，但学校自身的基本配置永远是必要的。
北欧是全世界范围内优秀设计与和谐社会的样板，尤其在高科技和可持续设计方面更是达到人类目前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一方面，在联合国有关组织宣布的最宜居国家名录中，北欧四国都名列前茅；另一方面，在英美有关机构公布的全球高科技实力与竞争力排名中，芬兰多次位列榜首，而北欧四国都位居前十位。中国需要深层次借鉴北欧先进的设计理念，首先是北欧四国和而不同的发展模式，给中国的重要启发就是中国不同省份、不同区域也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地理地貌和历史文化传统发展出现代中国不同的地域设计风格和品牌；其次是北欧四国的每个发展模式都分别能带给中国的多层面启迪。如芬兰，因其相对短暂的民族历史和自然资源的贫乏和单一，因而自建国伊始就明确以设计和科技创意立国的基本国策，设计师和科学家是芬兰最受尊重的人群，从而使他们得以发挥才智，使人口只有五百多万的小国芬兰迅速成为领引世界的设计与科技强国。而历史悠久但自身资源更为有限的丹麦则以另一种心态完成设计立国的模式，曾经在欧洲称霸数百年的丹麦，非常坦然地宣布全世界的设计文化遗产都是丹麦的设计财富，于是丹麦的设计创意更多地来自传统，来自丹麦设计师与全球各民族文化遗产的互动，最终转化为丹麦的现代设计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瑞典和挪威的设计也都与芬兰和丹麦和而不同，如瑞典因其长期的稳定的皇家传统和社会习俗而导致瑞典现代设计带有更多的皇家气息和装饰意味，而挪威人作为维京后代之一，其设计在保持大胆创意的同时，也给人彪悍大胆的印象。
中国古老的成语“欲速则不达”可以非常贴切地形容了中国设计产业及相关企业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的状态。真正能经受时间考验的设计产品一定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进行设计构思、样品试验、产品使用等一系列反复观察与修正的过程。尤其当我们愈来愈强调现代设计产品符合“可持续设计”的规范，那么每一款设计都必须从生态设计原则、人体工程学原理、经济性角度和创意美学层面综合考量与评估，充足的时间是产品设计质量的基本保证。遗憾的是，国内大量企业都难以摆脱急功近利的经营心态，其结果不仅难以达到质量指标，而且造成资源的浪费。如果看看古今中外的经典产品，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无一例外都是经年累月千锤百炼的结果。中国的明式家具，其基本设计构思始于宋代，至明代晚期臻于工艺水平的最高峰，成为世界家具史上无可替代的经典之作，在现代更是诸多西方设计大师的师承之源，明式家具的设计与定型是数百年无数工匠创造的结果。芬兰建筑大师阿尔托用自己发明的弯曲木胶合板设计现代家具，历经三年反复测试改良，终于创造出引领全世界设计风尚的家具经典系列，至今已近九十年，其所有产品仍在生产和全球销售。
在中国，“薄利多销”和“物美价廉”往往非常受欢迎，符合大多数人的心态。然而从产品设计和可持续发展层面上看，它们具有更多的消极含义。“薄利多销”实际上是在鼓励大批量生产低质易损产品，而“物美价廉”则往往误导消费者走上“便宜也很美好”的惰性思维轨道，其核心是廉价多销。它们的消极意义有两个层面，其一是消费者在使用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其二是廉价产品的生产不仅消耗大量原材料而且造成更大的环境污染。现代化的中国应该有更多人对产品的质量和耐久性更感兴趣，由此达成“可持续设计”更广泛更实在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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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张静静称，9月广义财政支出增速的加力提速意味着财政逆周期调节政策正式从资金筹集阶段转向实物工作量落地阶段，同时也是进一步确认国内经济基本面筑底的重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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