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境内,清朝曾在此设立“木兰围场”。“塞罕”是蒙语,意为“美丽”;“坝”是汉语,意为“高岭”。 制图:杨震

  河北承德塞罕坝机械林场进入防火紧要期。刘海莹是林场的党委书记,一想到百万亩松林的生命安全,他和同事们的心不由得紧绷起来。

  这里平均海拔1500米,年均气温-1.5℃,极端最低气温-43.3℃,年均积雪日数169天,年均6级以上的大风日数47天,年均无霜期仅72天。

  但是,人类在这里创造了奇迹:塞罕坝的人工林,按一米的株距排开,可以绕地球赤道12圈。

  “高、远、冷”,是以往塞罕坝给外人留下的普遍印象。如今,这3个字被置换成了“美、绿、香”。几代塞罕坝人肩扛家国使命,在高寒的沙地上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谱写了一曲绿色的欢歌。

  “塞罕坝人享受着历史的光荣,更感受到沉甸甸的责任。我们造林、护林的步伐要更加有力。”刘海莹说。

  ——为了固沙源、捍水源,王尚海、“坝上六女”、曹国刚、孟继芝誓向沙地要绿色

  历史上,塞罕坝曾是“美丽高岭”,林木茂盛,郁郁葱葱,“落叶松万株成林”。但是,由于过载、过牧、匪灾、火灾,塞罕坝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是一片荒漠。

  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呈扇形聚拢,形成3000多公里风沙线,对新中国的首都“虎视眈眈”。

  警钟敲响!与北京直线公里的浑善达克沙地海拔1400米左右,而北京海拔仅40米左右。

  “有人形容,如果这个离北京最近的沙源堵不住,那就是站在屋顶上向院里扬沙。”作家李春雷在报告文学《塞罕坝祭》中写道。

  1962年,原林业部紧急从全国18个省市的24所大中专院校调配127名毕业生,和当地242名干部工人一起,组建塞罕坝林场,号令向沙地进军。

  “改变当地自然面貌,保持水土,为减少京津地带风沙危害创造条件。”原国家计委在批准建场方案时,以共和国的名义发出这27字号召。

  这27个字,是期许,更是方向。塞罕坝人铭刻于心,开始了感天动地的创业之旅。

  林场首任党委书记王尚海之前在承德市区工作。接到调令,他二话不说,毅然带领一家人上山,不给自己留任何后路。

  “不是树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在这片土地上打过游击的王尚海不信邪,重新搬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第二年4月,率领精兵强将,在一个叫马蹄坑的地方连续奋战3天。

  天太冷了,气温在冰点以下,“每个人的雨衣外面都溅满了泥浆,冻成了冰甲,走起路来,咣咣直响,像一个威武的将军”。

  被窝成了“冰雪窝”,硬如铁,怎么睡?王尚海和同伴有的是办法:把砖头和石头扔到火堆里,烧一阵子,再搬进被窝。

  塞罕坝再度燃起了希望。王尚海来不及抹一把幸福的泪,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战略部署”。

  如今,遵从他生前的意愿,马蹄坑成了他的长眠之地,一片茂密的“尚海林”镌刻着他的钢铁意志。

  1964年,承德二中一个宿舍的6位女学生,晚上在寝室卧谈,畅想如何奉献自己的热血青春。19岁的陈彦娴想起,自己的邻居就在塞罕坝林场工作,干得热火朝天。众姐妹来了兴致,集体给林场写了一封请愿信,誓言将青春献给塞罕坝的壮丽事业。

  林场郑重地向她们招手。姐妹六个欢呼雀跃,放弃高考,奔赴坝上,书写了“六女上坝”的。

  陈彦娴依然记得,从承德到塞罕坝,200公里的路程,她们整整颠簸了两天。到了目的地,发现这里没有几间房子,到处都是半人多高的野草。

  环境的艰辛超乎想象。比如,10月份挑选树苗,苗棚四面透风,还要在泥潭里作业,“我们穿着棉袄,冻得一个个直打冷战,手都冻肿了,裂了口子,钻心地疼。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在选苗棚里一坐就是一天,每人平均每天都选上万棵苗子。收工时,腿都不听使唤了,站不起来,腰也直不起来,整个人就像僵住了一样,好半天才能动”。陈彦娴发现,当时跟自己一起在苗圃里工作的人,后来不是罗圈腿就是风湿病。

  对于自己当初选择扎根塞罕坝,如今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陈彦娴并不后悔,“因为这里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生于1940年7月的他,是辽宁沈阳辽中县血性汉子。既来之,则安之,塞罕坝就是家了。

  曹国刚平生最大的心愿是把油松引上塞罕坝,丰富林场的树种结构。于是,他半辈子的心血就花在这件事上。善于借助“外脑”的他,还邀请北京林业大学的专家一道联合攻关。

  可惜,身体不由人。他咬紧牙关攻克技术难题,疾病却紧紧“咬”住他不放——他患上了肺心病,呼吸困难,心肺衰竭。

  说话都成了问题。他就用笔写,写自己获取的经验,写进一步的设想,写内心的愿望,写到满头大汗还是不肯停歇。

  “我不服气。这是我最大的心事,最大的遗憾!”没有亲眼看见油松在塞罕坝上扎根,他心有不甘,泪水浸透了纸张。

  弥留之际,他喘息沉重,脸色发紫,眼睛却依然瞪着。妻子了解他的脾性,哭着喊:“你放心吧,我还让孩子搞林,把油松引上塞罕坝!”

  1963年冬,他负责次生林的越冬防火瞭望工作。12月14日,大雪纷飞,地面上的积雪已经超过一尺,火警解除,可以回家过个安稳年了。

  但是,下山途中,暴雪肆虐,狂风乍起,他迷路了。被救起时,双腿发黑,已经坏死,不得不马上截肢。19岁的他开始了与轮椅相伴的漫漫人生。

  如今,年届七旬的他笑言自己运气不错,因为一同上山的战友,去世时平均年龄只有52岁。

  这一代人,秉承“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住的是草窝棚、地窨子;吃的是黑莜面窝窝头,就着咸菜;喝的是雪水,脏不脏顾不上……但是,他们没有却步。

  “渴饮沟河水,饥食黑莜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雨雪来查铺,鸟兽绕我眠。劲风扬飞沙,严霜镶被边。老天虽无情,也怕铁打汉。满地栽上树,看你变不变。”

  英雄的故事在塞罕坝处处传扬,成为后来者的人生指引。“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浸染着上辈人的心血,来之不易。他们的精神永不磨灭,值得我们学习。”塞罕坝林场下属的第三乡林场场长张利民说。

  李建林、孙占林、李大林、钱森森、刘时塞……如今,塞罕坝人在给孩子取名字时,喜欢融入“林”“树”和“塞罕坝”的元素,希望给他们的人生盖上一个重重的戳印。

  其实,这里留下过他的辛酸记忆。1984年冬,大雪封山,怀孕7个月的妻子陈秀玲在刷洗水缸时,肚子不小心被重重地硌了一下,瘫倒在地。他当即向场部求救,但是风雪太猛烈了,直到15个小时后陈秀玲才被送到医院。孩子只活了一天半,夭亡了。

  哭过,痛过,两口子依然坚守。有时难免拌上几句嘴,但很快就和好了。“找不到人说话,还生个啥气。”陈秀玲笑道。

  “闹”,是塞罕坝人的口头禅,干脆,豪气。但他们不是“瞎闹”“胡闹”,而是有自己的章法。

  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劳作,塞罕坝上能植树的地方基本上都有树木安家。“肉都吃光了”,好一点的“骨头”也啃完了。哪里还有空间?塞罕坝人说:“那就啃硬骨头!”

  石头之间也可以种树!一身农民装束的技术员邓宝珠一手拿铁锹,一手拿树苗,“见缝插针”,逮着机会就上。不过,他“有勇有谋”,拉起一根线,在一条直线上找空隙,“便于后期的管护”。这就是“干插缝造林法”,石质山地从此也开始披上绿衣。

  “防虫得抓最佳时机,”塞罕坝第三乡林场森保股股长朱凤恩说,“太早的话,虫子没孵出来,效果不好;太晚的话,虫子长成了,耐药性强,防治难度也很大。”

  把握时机,对有35年防虫经验的朱凤恩来说并不是难事。通过无数次试验,他已经将坝上常见害虫的习性摸了个底朝天。

  他捕来不同种类、不同成长期的害虫,用不同品种、不同浓度的农药分别喷洒,记录其死亡时间,由此找出了适用于不同虫害的最佳防治时机、最佳防虫药品,计算出了不同强度虫害下的用药浓度和喷药频率。

  2002年,松毛虫大举来袭,坝上局部地区受灾严重,虫吃树叶发出的声音颇有些“得意”,似乎在向人类下战表。

  朱凤恩领命上山灭虫。为抓住清晨四点这个最有效的防虫时机,他带领技术人员和喷药工人,每天凌晨一点半就开始忙碌。

  厚重的防护服、双层口罩和防毒面具让人行动迟缓、呼吸困难,却也不能完全隔离伤害。“战事”结束时,朱凤恩和同事脱了一层皮。

  后来,河北省在制定有关喷烟机防治病虫害的地方标准时,主要经验数据大多都由塞罕坝提供。

  “没事我就琢磨呗,老一辈辛辛苦苦留下来的家业,怎么也不能毁在我们手中吧?”朱凤恩咧着嘴笑。

  同样,在谈及为何有那么多个独到“发明”时,曾荣获“全国绿化奖章”的邓宝珠直言:“上对得起老同志,下对得起小家伙。”

  每年的3月15日至6月15日,塞罕坝人要造林,要防火,要防虫,工作如千钧重。尹海龙是“林二代”,他发现这时候好多同事身穿迷彩服,头发上挂着松叶,脸是铁青色的,嘴唇开裂,裤腿的褶子里藏着土,鞋上都是泥。再看看自己,也是如此——“走在大街上,平时喊你一声哥哥的,这时候不自觉地喊叔叔了。”

  这个“80后”和其他塞罕坝人一样,通宵达旦地扑在工作上,也顾不得什么形象了。其实,这正是塞罕坝最动人的模样。

  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新一代塞罕坝人没有躺在前人的功劳簿上睡大觉。

  “三分造,七分管”的理念在塞罕坝深入人心。其中,防火被视为关乎全场存亡的生命线,这里的孩子看到一个燃烧着的烟头都会抢着去踩灭。

  天桥梁望火楼好比一个边防哨所,人迹罕至,几乎与世隔绝。放眼望去,整个世界除了白白的雪,就是高高的树,门口红红的对联平添了一抹色彩。

  看到记者来,瞭望员赵福洲先是一愣,随之笑容漾在脸上——整个春节,他和妻子陈秀玲都是在山上度过的,难得有人登门。

  这是一栋5层的小阁楼,单层面积不到10平方米。一部手机搁在窗户边,“捕捉”微弱的通讯信号。窗外支着太阳能板,用电要看太阳的“脸色”。晴天还好,可以看看电视;如果是阴天,只能干坐着,偶尔的惊喜是听到野生小动物路过的声音。

  望火楼的顶层宛如一个天然的大冰柜,窗户被冰雪罩得严严实实。赵福洲手持小铁棒,奋力刮去窗玻璃上的冰层,拿起高倍望远镜四处观察。

  他的工作就是每15分钟登高瞭望一次,看看是否有哪里冒烟了。就是没有情况,也要用固定电话向场部报个平安,这叫“零报告”。多年的锤炼,使他一眼就能区别是烟还是雾,也知道四周远近的各个方位是哪座山哪道岭,俨然一台“人工定位仪”。

  2013年4月30日,赵福洲及时报告了火情,并确定起火地点在围场县西山。整套的应急机制旋即启动,为火灾的快速

  塞罕坝到底价值几许?2007年,中国林科院有过初步的评估:这里不仅有效承担了阻挡风沙的任务,而且每年为京津地区输送清洁淡水1.37亿立方米,吸收二氧化碳74.7万吨,释放氧气54.5万吨,每年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20亿元……

  松树,是崇高品质的象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写道:“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就是松树的风格。”塞罕坝人,如一棵棵松树,在历史的长河里绽放生命的绿色。决定坚守塞罕坝的人,内心都与塞罕坝的精神内核相吻合,与秀丽挺拔的松树气质相呼应。

  张启恩,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林学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原林业部造林司从事技术工作,妻子张国秀在中国林科院搞科研,一家五口生活其乐融融。1962年,一纸调令,让他举家迁往塞罕坝。尽管“文革”期间,他遭受折磨,一条腿残疾了,但直至逝世,他依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他们夫妇,成为连绵大山里最受欢迎的专家。

  “80后”于士涛是保定人,微胖,一看就是个好脾气。他开口闭口都是“林子”,说时透着几分得意。2005年大学毕业,他一头扎进塞罕坝,吃了蜜一般。而女友付立华考入中国林科院,攻读硕士研究生。2008年,她毕业留在北京,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到底谁“投靠”谁,出现了一场拉锯战。

  节日期间,付立华多次来到塞罕坝,“走进林子里,每一次都感觉不一样,每一次都很新鲜”。在一股力量的感召下,2011年,她终于融入了塞罕坝。

  “我们林业有个说法,叫‘适地适树’,意思是环境条件要跟树种特性相适应。我们俩之所以选择了塞罕坝,或许也是因为符合这项原则吧。”于士涛说。

  如今,孩子已经两岁多了,他也开始担任塞罕坝林场下属的千层板林场场长。工作太忙了,孩子跟他不亲,“完全把我当陌生人”。说话间,于士涛有些落寞。

  但是,在国家林业局国际竹藤网络中心牟少华的眼里,于士涛是一个充满力量的人。2012年6月,牟少华来到塞罕坝,参加中央国家机关青年“根在基层,走进一线”基层调研实践活动。于士涛的一席话让他印象深刻:“干林业的都默默无闻,也高调不起来。因为你做的事情,40年以后才能看到结果。”

  “朴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在新一代务林人身上传承的塞罕坝精神。”在总结报告中,牟少华写道。

  塞罕坝人,以汗水与热血铸就万顷松涛,给人间送上一片绿洲,给人心捧来一丝绿意。

  能让一项事业薪火相传的,必是一种真精神;能让几代人前仆后继的,必是一个大理想。

  塞罕坝林场几代人艰苦创业,将沙地变成林海的故事,展现的正是这样的理想和精神。面对年均积雪日数169天、年均6级以上大风日数47天的恶劣环境,经历过住草窝棚、吃黑莜面的艰难生活,塞罕坝人将“高、远、冷”的荒漠变成了“美、绿、香”的林海。京津的生态安全、大量的氧气和清洁淡水、每年120亿元的生态服务价值——几代塞罕坝人,在大地上写就。

  在塞罕坝,老一辈人在此长眠,新一代人拿起接力棒;“尚海林”写入历史,80后续写。半个世纪过去了,愚公移山的理想犹在,铁杵磨针的气魄不减。没有为中国梦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没有塞罕坝今天的奇迹;没有担当国家使命的责任感,就不会在如此艰苦的岗位上前仆后继。50多年来,由开路人高擎的旗帜,胸怀家国、艰苦创业变为一代又一代后继者心中的指针,最终升华为塞罕坝人的精神和气质,沉淀为塞罕坝造林防沙工作的操守和纪律。

  半个多世纪以来,神州大地上多少荒山变成了良田,多少贫穷地方已是物阜民丰,多少凋敝事业而今发达兴旺,多少天堑险滩现在高桥飞架……一个后发国家用60多年时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巨大跨越背后,是无数移山填海的创业人,是无数聚沙成塔的劳动者。

  年代不同了,但艰苦创业仍是时代主题。浑善达克沙地南沿已经变成了百万亩林海,但“美丽中国”的梦想仍需塞罕坝精神托举。每一个塞罕坝故事的聆听者,每一个被塞罕坝精神震撼的人,请不要忘了从塞罕坝的松林里取一粒种子,把理想和精神传播到自己的行业和人生中去。(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