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雕塑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雕塑学会会长，上海美术学院院长。代表作包括《鉴湖三杰》《梁山好汉系列》《精灵系列》《莲系列》《大觉者》等。
关于中国现代雕塑的发展历程，目前学界有“三代人”的说法：第一代人是刘开渠、滑田友、萧传玖等民国时期的雕塑家，这批雕塑家多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将一种新的雕塑样式引入了中国，开启了中国现代雕塑之路。第二代是潘鹤、钱绍武、沈文强、叶毓山等新中国成立之后涌现出来的雕塑家，他们是第一代人的学生。在时代的机遇下他们集体发轫，巩固并推动了中国雕塑的发展。第三代人则是改革开放之后开始活跃的一批雕塑家，他们对中国雕塑进行了多方向、多维度的探索，极大地拓展了中国雕塑的内涵与外延。
回首中国雕塑的发展，一直围绕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西式雕塑作为外来样式与本土文化和民族雕塑传统的关系问题。从刘开渠先生起，很多老艺术家就在致力于雕塑的民族化、本土化，这是一种与生俱来文化情结。在短短数十年中我们从写实到变形，从抽象到观念，从借鉴模仿到探索革新，几乎把西方近百年来的雕塑发展样式演示了一遍，中国雕塑也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与发展。这是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时至今日依然要审视和面对本土化的关系问题。这是我一直在思索的，幸运的是还有很多同行也在这条路上，比如：文楼、田世信、傅中望、陈云岗、霍波洋等，也包括很多年轻人比如冯崇利等，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然，这并不是一两个人或一两代人可以完成的事，它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懈地努力。
二是雕塑与公众关系的问题。雕塑的价值在于公共，这是由其艺术性质来决定的。就中国雕塑这一百年的发展来看，雕塑毫无疑问是一个小众文化，大部分情况下它的传播和影响都局限在专业内，尽管生活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雕像、浮雕壁画或城市雕塑，但是民众对雕塑的了解也基本止步于此。进入到新千年之后，雕塑家走出了工作室，特别是最近十年，学院师生走出校园，到工厂、乡村、企业进行考察、创作和教学、实习的情况越来越多，当代雕塑的公共化或者公共雕塑的当代化开始真正迎来了其成熟期。在我看来有这样几个明显的转变：首先是已往的一些僵化的雕塑基本被淘汰，“恐怖的不锈钢”现象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其次是雕塑家的自我中心意识在消除，公共意识在增强，越来越多的雕塑强调多元的表现方式，强调雕塑与当代人的精神、现实保持密切联系。最后是雕塑家更加注重艺术的文化力，积极探索如何更好地把艺术融入生活、如何用雕塑提升文化形象甚至构筑城市的品格。
中国的文化在各个领域都有自己一套非常独立而完整的体系，之所以雕塑比其他艺术发展得“慢”，是因为过去一直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它的发展。今天的中国雕塑正在经历蝶变，从西方中心的影响下走出，成长为一种独立、扎实、丰富、蓬勃、强大的现代艺术。上述两个问题的演进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学习、转化、创造的路径，我认为尽管其中依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总体来看是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它预示了中国雕塑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发展趋势。
有一次，我与艺术理论家孙振华交流，他问我：“在今天的艺术格局当中，有前卫的，有传统的，各人有各人的定位，你对自己是怎么定位的？”我思考了很久，从我个人经历来说，20世纪80年代我考研的那几年，让我与先锋艺术浪潮保持了距离，后来在欧洲的游历又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位置与能力。在艺术观念上，我不采用前卫、先锋的姿态；在艺术趣味上，我不选择刺激、挑衅的口味；在作品的形态上，我不主张激进、极端的方式。这相当于在足球比赛里我打了一个中场，进可攻退可守。总体来说，我还是一个学院派，是一个有约束的前卫、积极的保守、有原则的创新和有变革精神的学院派。
中国现代美术继承的是西方的古典传统，我们的现实主义就是西方的古典主义；而西方在求新求变的过程中，所追寻的是东方和其他地区的审美经验。这是一种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状态，我们缺少的要学他们的，他们缺少的要学我们的。我以为，经过近代一百多年的融合发展，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东西交汇的中心点，一切艺术样式，无论新旧，都能找到它的一席之地，这便是我们实践的基础与优势。
打“中场”，就是全方位地吸收学习，通过这种方式，走出第三条道路。它既不是复制传统，也不是纯粹模仿西方现代艺术，而是对东西方的传统与现代进行传承、转化与创造。2000年左右，我提出了“传统雕塑语言的现代转化”这样一个学术主张，即：从不同的地域和文化中发掘可以被借鉴吸收的优秀传统，进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构建具有当代东方艺术特征与精神内涵的艺术体系。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思想产生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上，只有对中国文化有深刻领悟，才会对中国艺术有真实的理解。有针对性地对传统进行学习研究，汲取传统的营养，借鉴文化理念和视觉元素，进而构建中国现代雕塑的传统，是今天雕塑人所面对的重要课题。
为什么要回溯传统？因为，拥有自己的传统，是一个民族，一个行业得以延续、生长的根。今天的中国雕塑所面临的问题比起其他艺术更为复杂，比如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东方与西方的关系、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作品与环境的关系、作品与现代科技的关系等等。而从传统出发，以自身的生存经验、体验方式和价值观出发，是雕塑家在回应这一系列问题时的必答内容。
文化艺术的传统是什么？是历史长河中，前人创造并流传下来的有造型审美价值的一切物象，以及背后所凝结的时空观念、生命认知、哲学理念、审美体系、情感体验、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举例来说，秦陵兵马俑与希腊《胜利女神》是同一时期，西汉霍去病墓的石雕与罗马雕塑是同一时期，山西高平的铁佛寺彩塑与米开朗琪罗的《大卫》是同一时期。这些古代优秀作品是世界顶级的，完全不逊于当时其他文明。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文字、玉器、家具、建筑等等都是伟大的创造，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传统留下的遗产太丰富了，我们一定要有自信。
无论东方传统还是西方传统，都是很好的文化，但在今天的现代语境下，必须要将其转化出来。什么是转化？转化是事物A通过某种途径转变为事物B的一种方法，它不是简单的变化，是要对两者进行创造性重构，且A必须包含B文化基因。什么叫创造？创造就是找出新方法、建立新理论、创作新作品。创造有三条路径，首先是继承传统，从“有”到“再有”，这是一种超越；其二是反叛传统，从“无”到“有”，这是一种发现；其三是传承传统，是从“有”到“新有”，这是一种转化。
转化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摹写自然、心写自然，无论哪一种都需要有大气象、大境界、大格局，都需要有真功夫和真言语。转化的目的，就是在当前世界东西方文化的格局中，通过对古代和现代文明的学习，通过对传统的追溯，借助传统的力量，建立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联系，传承经典、立足当代、面向世界，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艺术家必须保持对社会的思考，考虑以怎样的精神追求来延续文化生命并融入自己的创作当中。2013年，我在德国做了一个大型个人展览。展览名字叫“穿越”。我把精灵、莲和大觉者三个系列二十余件作品带到了欧洲，展览时来了很多西方艺术家和评论家，有文章把我的作品称之为“东方泛灵主义”，脉络与西方相似，精神气质却完全不同，在西方的枝丫上结出了东方的果实，而这也正是近二十年来我思考问题、创作和举办活动所一直坚持的方向。
西方的社会生活中，随处都能看到各式各样的雕塑，这已经成为他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也修了很多城市雕塑，比如深圳的《开荒牛》、重庆《歌乐山烈士纪念碑》、沈阳《九一八纪念碑》等作品，这些早已成为城市的名片和文化的象征。
1982年，在建设部、文化部和中国美协的领导下，成立了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城市雕塑”一词被正式提出。这个词反映了艺术家对于雕塑与公共关系的阶段性认识。作为城市的组成部分，城市雕塑代表了城市艺术文化的水准，它的建造也是政府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因此政府的认可必不可少。而“城市雕塑”一词出现之后，有些艺术家曾经陷入了“艺术创作者”与“工程包工头”两种身份的矛盾之中，一些人在脑子里把这两件事情对立起来，认为搞城市雕塑是在“搞钱”而不是“搞艺术”，甚至一度敬而远之。自2000年以来，随着公共艺术概念的普及，这种情况在逐渐改变，艺术家们开始更新对于雕塑公共性的认知，越来越多的雕塑家投身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创作。
当然这些年我们还是交了不少学费，一些雕塑概念僵化、粗制滥造，忽视了城市雕塑应有的艺术美、材料美、工艺美、功能性和文化性，导致了浪费。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作品如果做不好，立在外面是要挨骂的。我们常常能够听闻一些编排雕塑的顺口溜，也常会有机构在评哪个是最丑雕塑，尽管如此，每年仍然有很差的雕塑立起来。如何杜绝视觉垃圾，解决城市雕塑发展的乱象？关键在于要让有品质的作品走进公共空间。
自2000年在杭州太子湾公园策划首届西湖雕塑邀请展以来，我作为策展人先后策划了几十个大型公共雕塑项目，从大量的实践经验中，我发现，一件好的户外雕塑应当具备这样一些要素：要有好的想法，选择合适的艺术语言与作品规模来表达，要考虑作品与环境的关系，还要有精良的制作。“立意”“风格”“材料”“尺寸”“环境”，这是评判公共雕塑的五要素。具体而言：立意，艺术家的概念与构思通过作品的表述来呈现；风格，展示的是艺术家的天赋与魅力；材料，这是雕塑的载体，材料的运用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示作品的意图；尺寸，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不同的大小比例彰显出的体量带给观者的体验和冲击截然不同；环境，作品与环境的关系是影响雕塑成功与否的最终环节。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在户外，几乎所有雕塑作品都受这五个要素的影响。
对于研究公共雕塑的学者而言，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很难用“好”“坏”这样的词语对作品做出简单判断。因为公共雕塑是以美化城市环境、传播文化艺术、服务大众生活为目的的实用项目，它是多领域交叉成长相互碰撞的最终结果，同一件作品在不同的环境中效果有可能完全相反，这与作品的材料、体量、环境等诸多因素相关。“五要素”秉着问题越具体、标准越明确的逻辑，深入聚焦雕塑作品所涉及的各个环节；它抱着一种开放的态度来看待雕塑，好雕塑中有不足的地方，坏雕塑中同样有可取之处。这就很好地解答了公共雕塑“为何好，为何坏”的问题。
什么才算是一件成功作品呢？我以为，一个称得上成功的公共作品，五要素里面至少要达到三赢，即政府认可、老百姓认可、艺术家认可；还有这个作品放到这个环境里面是协调的，这是环境的认可，这也很重要。如果继续提高，达到四赢或者五赢，那这个作品就可以称之为完美了。
这些年我在主持中国雕塑学会的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积极推进雕塑公园的建设。
现代雕塑公园产生于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它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用来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途径。我国的雕塑公园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到今天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它并不是一个陌生主题，不同时期建设的雕塑公园记录着地区文化的发展，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最近十年，雕塑公园在美化城市环境、调节人文生态、弘扬区域文化、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正面的作用。它连接起政府、景观设计师、雕塑家与公众等多个领域，作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转化博弈带，围绕公园展开的各种活动解决了环境美化问题，也解决了城市雕塑发展的困境，从另一条途径建构了城市性格。
2011年中国雕塑学会受地方政府委托，正式牵头策划雕塑公园。十年来在7个城市组织大型雕塑创作活动16场，建成大型专业雕塑公园6座，落地5米以上的大型雕塑1000余件，覆盖城市公共空间10000余亩，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系列方法与模式构成了雕塑公园发展的重要经验。
中国雕塑学会一直在探索建设一个“成熟的评价机制”，即政府出资举办雕塑展，挑选艺术委员进行评选并向全世界邀请艺术家参赛。参赛作品需要经过三轮评选，一是想法的评选，二是雕塑小稿的评选，最后作品放到公园里再评选，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合作机制。被赋予信任的艺术委员则需要对政府和艺术家负责，并且将环境影响与观众态度纳入考量。
以芜湖雕塑公园为例，公园通过政府、艺术高校与学术机构联合发展的方式，依托每年举办的“刘开渠奖国际雕塑大展”，持续进行公共雕塑展览与收藏，这种方式被业界称为“芜湖模式”。芜湖雕塑公园2011年才开始建园，从一座荒山到“中国雕塑之城”、国家3A级景区只用了10年的时间，国际雕塑公园联盟主席格楚·爱希理曼（Gertrude Aeschlimann）认为它可以排进世界雕塑公园的前五名。
再比如郑州雕塑公园，在“芜湖模式”的基础上，公园建设过程中形成更加详细的流程规范。从调研策划、公开征集、平面稿评选、立体稿展览，到加工制作、监制、定点、安装，每一个环节都建立了标准和规范。建设过程中对于雕塑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倒逼了雕塑产业的升级，因此被业界称之为“郑州标准”。总体而言，今天中国的雕塑公园，不管是数量、材料、想法、制作、对环境的控制等方面都做得比较好，与欧美顶级雕塑公园的距离正在缩短。
从这些年努力的结果来看，雕塑公园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艺术家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公共意识在加强，责任心也在加强；领导在雕塑的建造过程中越来越重视艺术规律，把握艺术质量关，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公众对于雕塑从不知道到知道，从没感觉到有感觉，从不理解到理解，对艺术的认知在慢慢提高。这是我最乐意看到的，公共艺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要体现公共性，公众的意见、参与、认知水平和接受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今，从基础建设到文化建设，社会条件与大环境越来越好，为雕塑创造了极好的发展条件。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公共雕塑正处在一个发展的黄金年代，中国的雕塑还有很大成长空间，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