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岁的他是新中国一系列文物保护法规的起草者，被老一辈文物工作者称为“文物一支笔”；他多次挺身而出挽救文化遗迹，又被称为“祖国文物的守护人”。他经常说：“我一辈子都在从事文物工作，可以说一辈子就只做这一件事。”
初春的下午，记者敲开了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家的门。客厅不大，陈设简单，落地窗前，两盆蝴蝶兰欣然怒放。
不多时，谢辰生坐着轮椅，面带微笑，来到客厅。连续生了几个月的病，谢辰生脸庞更显清癯。眼睛已看不清楚近处的物体，听力却依然灵敏。躺在床上时，他经常让保姆给他读手机上的信息。只要听到文物，谢辰生就立马有了精神。
前段时间，故宫博物院办元宵节灯会，有人打电话请谢辰生去看。谢辰生听了以后，心里咯噔一下：“在城墙上装灯，会不会损坏城墙？晚上那么多人去看灯，有人趁机偷文物怎么办？”他赶快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打电话，谈了自己的担忧。
97岁的谢辰生，一生都装着文物。他是新中国一系列文物保护法规的起草者，被老一辈文物工作者称为“文物一支笔”；他为文物保护事业奔走70余年，多次挺身而出挽救文化遗迹，又被称为“祖国文物的守护人”。他经常说：“我一辈子都在从事文物工作，可以说一辈子就只做这一件事。”
新中国刚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文化部文物局，郑振铎任局长。郑振铎征求谢辰生的意见，问他准备去哪儿干。谢辰生已做了几年文物资料整理，一心想去搞研究。郑振铎告诉他：“文物保护是第一位的，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就在文物局干吧。”简单的几句话伴随了谢辰生的一生，“我一直记着郑振铎的话，‘保护是第一位的’”。
1950年，由谢辰生起草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遗址的指示》等新中国首批文物法令正式颁布，让文物保护有法可依。
1977年，谢辰生再次受命起草《文物保护法》。起草一部法律，岂是易事？经过5年时间的征求意见，反复论证，几易其稿，新中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终于在1982年实施。《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保护单位在进行修缮、保养、迁移的时候，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还提出“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由国务院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加以保护”。这部法律成为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文物工作的根本。每当别人提起来，谢辰生都会郑重其事地说：“文物法出台，归功于王冶秋、任质斌两位局长。”
忧虑经常写在谢辰生的脸上。“对一个民族而言，文物是一棵家门前的老松树，是一棵扎根于民族文明沃壤的文化之树，不是一些人眼里废弃无用的‘枯树’，也不是一些人眼里可随意摆弄支配的‘摇钱树’。”令谢辰生懊恼的是，一些人把文物当成“摇钱树”“绊脚石”，当城市建设的推土机轰鸣驶过，大量文物遭到毁坏。
20世纪90年代开始，很多城市开始拆旧建新，大量古建筑遭到破坏，北京城也难逃厄运。“那几年，拆得太厉害了，一年要消失六百条胡同啊！”谢辰生现在想起来，仍感痛心，“位于中国美术馆后街22号的四合院，是著名学者赵紫宸的故居，院子很完整，还有罕见的‘象眼’砖雕。可是为了搞房地产，后来还是给拆了”。
2003年，谢辰生按捺不住，给当时的北京市委领导写信，请求停止拆除四合院行动。“我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并已做好以身殉城的准备，八旬老朽，死何惧哉！故再冒昧陈词，作舆榇之谏，如蒙考虑，则民族幸甚、国家幸甚、名城幸甚也！”北京市委领导看到后，立即停止了拆旧盖“新”行为，要求今后拆四合院必须经市领导批准。
事情一波三折。市里领导的意见，区里执行不到位。没过多久，危房改造又卷土重来了。谢辰生又连续写了几封信，市里领导批示几次，但还是摁不住。谢辰生又给党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写信，请求支持北京市关于保护古城的正确决策。中央领导批示后，北京市在修编《城市总体规划》时，开始提出整体保护。
“惯迎风暴难偕俗，垂老犹能作壮兵。”听到北京城保护出现转折，谢辰生欣然写下此诗。单霁翔曾这样评价谢辰生：“在一次次呼吁、一封封上书中，许多文化遗迹、名城街区得以存世保全、传承后代，许多错误做法得以及时纠正。”
即使到了耄耋之年，谢辰生仍奔走在文物保护一线位专家再次给中央写信，建议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目前，“良渚古城遗址”已被推荐为中国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
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原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记得谢辰生在93岁的时候，刚做完化疗就参加一次会议，会间神情十分疲惫。过了半个月，金冲及再打电话，谢辰生竟刚从杭州回来。“我以为他是去杭州休养的，他回了一句‘我到杭州郊区看明清民居’。”
谢辰生很欣赏孟浩然的两句诗：“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守护民族文化精魂，为江山、为后人留得胜迹在，这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复兴进程中必须迈好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