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新的城市文化地标，自上海博物馆东馆试运营以来，好展不断，观者如云。近日，上博东馆的第二个常设展厅——中国古代雕塑馆经过全面升级、创新改陈开放，为观众呈现在海内外独树一帜、“教科书”式的中国古代雕塑艺术通史陈列。

　　商、周、秦、汉雕塑，展现了中国雕塑艺术由孕育到逐渐成熟的过程，礼制色彩和金石气是汉代以前中国雕塑艺术的特色。其中，特别展出的虎形鎏金铜镇铸工精湛，形体塑造生动，是一件珍贵的汉代工艺雕塑杰作。虎作卷卧状，昂首张口，脖颈戴装饰贝纹的项圈，身躯线刻斑纹，通体鎏金。在秦汉及更早时期，人们席地而坐，为避免由于起身与落座时，折卷席角和牵挂衣饰而影响仪态，故出现了压住席子四角的席镇。

　　南北朝是中国佛教雕塑艺术的第一个繁荣期，交流与融合是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特征。此次展览中，有北魏时期的石天人头部残件，出自云冈石窟第十七窟，面庞圆润、五官集中，具有明显的西域特色，为云冈一期造像。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举全国之力，调用技艺高超的艺术家与工匠营造的大型艺术杰作，其艺术风格影响了北中国各地的佛教石窟造像，也波及南朝早期造像艺术，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包括这件天人头部残件在内的十六件云冈石窟造像是1939至1940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人组成云冈调查队在清理“昙曜五窟”（第16至20窟）时采集的，于抗战结束前被盗运回日本窝藏于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抗战胜利后，经李济、张凤举等先生努力，这批造像于1948年被追索回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遵照中央政务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批示，这批文物于1955年入藏上海博物馆。

　　隋、唐、五代雕塑，展现了中国雕塑艺术由南北朝时期的多元化向一统化发展，在盛唐时期中国古代雕塑艺术达到高峰。

　　展品中唐代的鎏金铜思惟菩萨像，菩萨坐于圆形台座之上，左手屈肘撑腿，右手上举托腮，作“思惟相”，低头右倾，敛目向下，仿佛正沉浸在冥想之中，因而被称为“思惟菩萨”。这尊铜像高11厘米，铸工精湛，栩栩如生。菩萨高发髻，束发披肩，四肢修长，宽肩束腰，体现了武周时期长安的造像特征。但令人疑惑的是，这尊菩萨像台座底部中空，正中有一长条状横档，当中有一圆孔，正对圆孔的底座内壁有一凹坑。这些设计有何深意？通过CT扫描，台座的内部结构得到了更加明晰的展现。由此推测，这尊菩萨像可能不是独立的单体塑像，而是通过配件连接在某个群雕上，遗憾的是，今天已无法确知它所属的群像的原貌。所幸在四川绵阳涪陵江畔的碧水寺第19龛，发现了同属初唐时期的带有思惟菩萨像的群雕实例。那是一铺阿弥陀佛五十菩萨造像，整组群雕的下方，雕刻西方净土中的莲池，池中生长出像树干一样的主干，上面盛开一朵大莲花，阿弥陀佛坐在这朵莲花上，两边站立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在主干两侧生出近五十条侧枝，每个侧枝顶端有一尊坐在莲花中的小菩萨——其中有与上博所藏思惟菩萨鎏金铜像类似者。两相对照可知，这尊思惟菩萨鎏金铜像很可能是主尊佛像旁边的小型胁侍菩萨，其下方的圆形台座是一朵莲花，通过铜质莲茎与整组群雕相连。

　　盛唐时期的白石（即白色大理石）供养菩萨像，束高发髻，戴宝冠，束冠缯带垂于两肩。面相圆润，眉弓弯曲，双眼半睁垂视下方，鼻梁挺直，嘴唇微抿含有笑意，显得恬静安详。这件白石供养菩萨像源自玄宗时期的长安，大理石细腻的材质，淋漓尽致展示了肌肤柔软弹性的质感，刻画写实细致入微，仿佛冰冷的石材也具有了体温。在白石像雕刻完成后，还要给造像贴金上色，称之为妆銮。上博供养菩萨像的胸腹部及长裙上还残留有彩绘痕迹，可以想象这件菩萨像当年的华美。

　　宋、辽、金及大理国雕塑在继承唐、五代饱满瑰丽作风的基础上，更多表现出写实性与世俗性特点，其雕塑艺术既借鉴了唐宋雕塑，又具有各自的民族特色。而元、明、清雕塑艺术，则更加程式化、世俗化。此时汉藏雕塑艺术的融合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象征。

　　大理国鎏金铜大日遍照佛像，是存世体量最大的大理国鎏金铜大日遍照佛像，堪称代表性的珍品、孤品文物。佛像内腔铸有大理国盛明二年(公元1163年)张兴明等人发愿造金铜像大日遍照一身等内容的题记。张兴明官职为彦贲，类比宰相，地位尊贵。这尊造像与《张胜温画大理国梵像卷》第八十四开中南无大日遍照佛的形象一致。装饰耳铛、臂钏，结降魔触地印的宝装佛像源自印度菩提迦耶，初唐时传入长安。四川广元石窟此类造型的初唐佛像铭文记载为菩提瑞像。大理国的大日遍照佛造型受到四川地区此类唐代宝装佛像的影响。这尊佛像20世纪40年代流失到美国，后又流失到法国，1998年10月，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在访问法国期间将其购回。香港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孔祥勉先生慷慨出资征集，并以其父孔绶蘅先生的名义捐赠给上海博物馆。1999年2月2日，上博为这尊大理国大日遍照佛像举行了隆重的文物捐赠仪式。记者｜王悦阳

　　一、以形写神。对比西方古典雕塑对人体解剖结构、比例的真实表现，中国古代雕塑更注重作品内在精神和整体气韵的表现。

　　二、绘塑并举。中国古代著名雕塑家多是画家，比如张僧繇、周昉等，塑像与绘画的造型艺术融为一体，且讲究色彩。而西方古典雕塑则更注重对材质的表现（如大理石等）。

　　三、功能性。中国古代雕塑以宗教偶像、陵墓雕刻、陪葬俑和工艺雕塑为主。功能与用途是它们被制作的核心目的。这种以用途为导向的中国古代雕塑，相较于对现实的模仿更注重对事物内在气韵的表现，阐释了中国古典美学以形写神的意趣。

　　四、开放性。丝绸之路不仅是当时东西方世界物质文明交流的通道，更是沟通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文化之路。多元的丝路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独特而灿烂的中国佛教雕塑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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