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视新时期中国大江南北风起云涌的雕塑浪潮，一种创作思维越来越被更多的雕塑家采纳应用，这一凸显并具有多面性不均衡发展特性的创作思维，其核心理念就是中国哲学思想中的理性主义，概括起来可以称之为“新理性主义雕塑”。
新理性主义并非是突然生成的一种创作理念，它与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优秀文化，特别是中西方历史上的理性主义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也因此联系使当代中国雕塑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呈现出中西交融的种种样态。
新理性主义雕塑即不是民间社团也非专业团体的学术理论，它是一个时代多个群体中部分艺术家对本土文化反思后形成的近似思维，它没有具体的共同纲领和探索途径，但有着日益清晰的探寻目标和方向，驱使这些艺术家潜在聚合的动力就是对本土文化的自觉。
百年来，中国雕塑家探索具有自身文化内涵和本土造型特点的步履从未停息过。从纯粹民族民间的木雕、石雕、彩塑到引入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从沿袭传统的民间工匠、艺人到留洋归来的学者、艺术家，堪称不乏其人，承前启后。但从现代雕塑概念与研究范畴讲，探索的主体是后者，探索的核心是西学东渐后如何洋为中用的本土化与民族化问题，研究的主要机构和平台是以现代教育为主体的院校等。其中在20世纪后半叶的代表人物有“融通古今，以中化西”的王临沂、“具有中国传统雕塑神韵”的马改户、“深谙中西雕塑传统”的钱绍武、“立足本土，博采西方”的邢永川等先生。而从中国雕塑整体发展以及群体意识的大扭转看，出现重大变化的时间节点是在新世纪元年后的20个年头。这20年里不仅社会背景有了重大的变化，艺术的市场与发展空间也有了空前的变化，这一划时代的历史性变化，不同以往的就是在国际视野下对本土雕塑在艺术上做出的理性慎思。
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创作离不了感性认识，也离不开理性认识。从远古岩画到现当代艺术中的涂鸦，从中国绘画的泼墨写意到西方绘画的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从文学写作的随笔到音乐的即兴哼唱、舞蹈的闻鸡起舞，所有的随心所欲和刻意行为中无不夹杂着感性的冲动与理性的思辨。
从感性到理性是人认识外界的过程。感性是基础，但只能认识现象，有赖于理性把现象的认识提升到更高的层面，以解决本质问题。承认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即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和认识过程是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
从科学角度看，宇宙运动变化与人类繁衍发展都是大道运行的常态，相对大于绝对，运动多于静止，本质大多都隐于表象之下。宇宙中物质的运动具有绝对性，而人之精神、情感、思想、观念则具有相对性。
源于人类整体和每一个个体所处的空间位置和视觉角度的不同，以及对前人认知经验积淀多寡的差异，人的认知观也会出现差异与不同，这就需要采取求同存异的包容心态，在尊重真理和科学前提下，力求和而不同，共谋发展。
理性主义（Rationalism）是建立在以知识来源为基础，进行推理的一种哲学方法，是用科学来理解和解释自然的哲学道路。西方的理性主义一般认为产生于笛卡尔理论，传播于17-18世纪间，它体现着科学与民主思想，是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这一涵盖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知识领域的运动，不仅为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框架，也促发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
西方哲学自文艺复兴后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中叶的近代哲学，核心表征是理性主义；第二个阶段是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近现代哲学，重要表征是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后现代主义哲学，主要表征是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
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是一位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者和重视理性的科学主义者，也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他在哲学上比较接近柏拉图，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融为一体，其理论对近现代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上溯西方哲学，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的泰勒士（Thales，约公元前624-前547）却是最早将哲学纳入到理性的人，他讲的哲学本质是理性的论断，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表现了人类思维的统一性，彰显了哲学和理性思维的基本特征。
与泰勒士和他所属的伊奥尼亚学派（Lonian school，也称米利都学派）在理性思维中还夹杂着一些感性成分相比，意大利南部的毕达哥拉斯学派(Pythagoras)的态度更加明确清晰，这一学派提出的“数是万物的始基”不仅成就了古希腊第一个真正的理性主义学派，也把数学推至为从古希腊到近代欧洲表现理性的最典型科学。
毕达哥拉斯学派之后，还有以追求知识的理性和确定性来反对感性事物不确定性为特征的爱利亚学派(Eleatic school)，以及与爱利亚学派唱反调，打着“人是万物的尺度”感觉主义大旗的智者学派(Sophists)等，但真正为古希腊建构起理性主义大厦的是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他通过对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前399）理性思想的纵深发展，系统阐述了理性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将西方哲学的理性之源确立为真、善、美，由此极大地影响了后世。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的功绩是将“主动理性”臻于极至，并把古希腊理性主义推向了巅峰。他那包罗万象的本体论哲学堪称集古希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大成。
纵览古希腊理性主义，从产生到形成两个主要因素就是外部环境的相对平和与内部文化的相对民主。古希腊文化中虽环绕着众神，但统治社会的并不是神权，精神世界与现实政治之间始终能够相互包容并存，有着高度的同构性。这种由理性主义奠定的人文基础不仅与中世纪以神为中心的基督教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为文艺复兴高举人文主义旗帜，反对封建和中世纪神学世界观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武器，奠定了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基调。
中国理性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西周前，殷商奴隶主因信奉宗教，认为神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所以大小事都会让巫师求神问卜。西周后，统治者将殷商尊神的做法改成了“敬天保民”，开始转向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的进一步拓展，大多数思想家的立场开始转向无神论，哲学探讨的主题也逐渐转向了人性的完美和对现世人生的意义等方面的研究。荀子的以“道”为“衡”，讲的就是人对自然规律和法则的理解与衡量，这一主张奠定了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基础，为两汉和南北朝时期抵制春秋公羊说、谶纬之学以及佛道两教等影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为宋、明以后统治集团全面接受儒学思想，削弱宗教势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纵观中国历史并横向比较中西方哲学，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与欧洲的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有着部分近似之处，理论的形态也比较相通，这或许正是中国古代哲学和传统文化在17世纪传到欧洲后，被启蒙主义者广泛接受并大力宣扬的主要原因。
从文化发展和历史进程两方面看，新理性主义雕塑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对延展体现于中国雕塑造型形态中蕴含的多种创作思维方式所作出的一次梳理，是经过分离剖析获得的一种理论概念，它超越了雕塑内容题材和不同表现形式，跨越了不同地域、学派、风格，以及各种具有探索性的个人或群体对雕塑的多样诠释，它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结合当代艺术发展理念和动向，在深层次上探求了当下中国雕塑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新理性主义雕塑既不是延续西方学院派写实主义的变种，也不是对西方现当代艺术流派简单的模仿或复制，它们具有的一个共同艺术特征就是在作品中努力揭示或展现中华优秀文化和民族艺术精神，且在创作过程中融进了更多的理性思辨与文化自觉。
新理性主义雕塑产生于21世纪头二十年中国，主要的催化剂就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国力强盛和文化自信。在这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雕塑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入的欧洲学院式雕塑，五六十年代借鉴的苏联雕塑，以及在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涌入的西方现当代艺术，在时代背景、社会状况和艺术家境遇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变化。这次艺术的繁荣显示出了当代中国雕塑家宽阔的国际视野，博大的包容胸怀和自信的本土意识，雕塑的创作步伐不再像以往那样显得困惑、迟疑、匆忙，而是迈得更加从容坚定，彰显了艺术的新气象。
在这种新气象中，尽管还存在着些许追风赶潮、哗众取宠的成分，但已明显减少或变得矜持了许多，那些依靠资讯封闭的“精明”炒作和瞒天过海的愚众行为，其活动空间不仅越来越狭窄，运作的市场也日益萧条。伴随着越来越多雕塑家创作意识的理性回归，视野也从前望、回眸的直线转化成了三百六十五度，精神需求与世俗价值获得了新的平衡，雕塑的探索路程上也已然多了冷静审视和批判，更加独立的理性思辨也显然成为雕塑家在多种文化交叉中寻求自我的新坐标。虽说在回归本土传统意识的行为中，还不乏以传统表象元素来赶场的肤浅作品，但由主流艺术形成的文化自觉而转化出的创作主动，在很大成分上已助推了雕塑家在对比中的评判，知晓了在云涌风潮中恰当的安顿自我，展现出了当代中国雕塑家的社会责任和时代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