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霍斯金斯所认为的那样：景观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丰富的史料，每一个学者和游人都能够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中去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去抚今追昔，展望未来。我认为，这就是对“景观史”的最好诠释：景观史即为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中去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在中国熟悉威廉·霍斯金斯（William George Hoskins）这个名字的人并不多，即使在专业领域，一些人也是在近期才开始了解这位英国学者的。然而，在英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虽然他算不上是家喻户晓，但在民间和学术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以其著作《英格兰景观的形成》（The Making of English Landscape）为蓝本，他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合作拍摄了一部介绍英格兰景观的电视系列片，并作为主持人进行了现场解说，结果在整个联合王国与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本人及其著作更是为英国人所熟知，一时被誉为“英国最具创造性与影响力的一位历史学家”。
霍斯金斯于1908年5月2日出生在英国西南部德文郡的埃克塞特（Exeter），在1929年和1938年先后获得关于德文郡郡史研究的硕士与博士学位。他的学术研究范围很广，不只限于地方史研究，还涉及考古、城市史和农业史等领域。1935年9月，霍斯金斯当选为莱斯特考古学会（the Leicestershire Archaeological Society）的成员，1938年成为了莱斯特大学学院的候任教授（Reader）。在莱斯特大学任教多年之后，他于1952年前往牛津大学做经济史的候任教授。1955年，他的成名作《英格兰景观的形成》出版发行。1965年，霍斯金斯重新回到莱斯特大学，出任地方史教授，1968年在莱斯特大学退休。作为颇负盛名的埃克塞特市民社会（the Exeter Civic Society）的奠基人，他还长期担任了达特莫尔保护协会（Dartmoor Preservation Association）的主席。为了表彰他多年来对德文郡地方史研究所做出的贡献，英国罗素集团名校埃克塞特大学于1974年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92年1月11日，霍斯金斯在德文郡的卡伦普顿小镇（Cullompton）离世，享年八十四岁。
霍斯金斯毕生写过近20本著作，但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那本《英格兰景观的形成》，该书于1955年由霍德&斯托顿出版公司（Hodder & Stoughton）首版后，有多家出版社数次再版；2008年霍德&斯托顿出版公司还发行了它的韩文和日文版。霍斯金斯的这本著作通过大量的原始资料，辅以田野考察报告及时人的记述，系统地梳理了从公元前2500年到20世纪中期英格兰景观的历史，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英格兰景观形成的线索，并说明了人类活动对英格兰景观演进的深刻影响。因此，这本书被学术界称为英国景观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为了更好地理解霍斯金斯的这本“开山之作”，有必要对“景观”和“景观史”概念进一步地认识与了解。一般地讲，“景观”指的是某个地区或某种类型的人为景致与自然景色。在西文中，“景观”一词最早出现在希伯来文本的圣经中，被用来描绘当时圣城耶路撒冷的景致。在汉语文献里，“景观”一词最早到底出现在什么时期、什么典籍之中，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中，“景观”一词最初更多具有美学视觉的含义。直到19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才将“景观”作为一个现代科学的名词引入地理学之中，将其解释为“一个地区的总体特征”，希望“景观”成为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从原始自然景观发展为人文景观的过程。
在英国，被称为历史地理学“时代推进者”的克利福德·达比（Henry Clifford Darby）最早意识到了地理学与历史学相互关联的重要性。他认为历史学不能仅仅只限于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进行研究，也应扩展到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有密切联系的地理学。地理学不仅应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还应该被看成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1936年，达比主编了《1800年以前的英格兰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A. D. 1800: Fourteen Studies）一书。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本书为霍斯金斯创立景观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作为“景观史的普及与传播者”，霍斯金斯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与生活行为都会对自然景观或多或少地产生影响，所以“景观”作为一个客观存在，不仅可以为学者们提供通过田野考察来获取一手资料的机会，也会对学者们研究景观的方式与手段产生很大的影响。
20世纪中期之前，从事相关景观研究的基本上是一些地理学家。在霍斯金斯看来，这些人虽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但大多不过是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景观的框架结构，如景观的地质结构、地貌形成和地表植被等，却未能涉及景观自身鲜活的具体内容，以及人类活动与自然景观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而这恰恰是历史学责无旁贷又理所当然要承担的责任。就景观研究而言，只有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与手段，才能更好地认识人类活动与自然景观之间的联系。这也正如霍斯金斯所认为的那样：景观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丰富的史料，每一个学者和游人都能够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中去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去抚今追昔，展望未来。我认为，这就是对“景观史”的最好诠释：景观史即为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中去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在对“景观”和“景观史”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之后，我觉得还有必要明确一下景观史和环境史之间的关系问题。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霍斯金斯所创立的景观史是英国环境史的一个分支。对此我的看法是：虽然景观史和环境史都有一个共同的研究对象，即人类活动与客观存在的联系问题，但景观史更多关注的是人类活动与山川地貌之间的联系，这些“山川地貌”基本上都是在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之内。而环境史所注重的“环境”本身，已经超出了地理学的范围，涉及更广泛的领域，如气象学和生态学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表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景观史和环境史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环境史研究中，往往都会强调工业革命在人与自然关系变化过程中的作用。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人类基本上只是在适应与顺应自然，甚至不得不屈从于大自然的摆布。世界各地古代的文化和宗教里对天与地的尊崇就表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代河伯娶亲的故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类对大自然的无奈。但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自然逐渐成为人们征服与改造的对象，并由此引发了现代社会人们深为关切的环境问题，如大气污染、气候变暖等。
但在景观史研究中，人类与自然一直是处在相对和谐的状态之中。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点缀景观，景观也由于人类的活动而日益变得多姿多彩。即使在工业革命之后，现代社会的发展虽使传统景观发生了变化，但景观始终不是人类要从主观上加以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而只是从客观上对景观产生影响与作用。这一点在霍斯金斯的《英格兰景观的形成》一书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他以深情的笔墨描述了18世纪之前的英格兰景观，展现的是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景致，以及相得益彰的状态。它也使我们能够充分体会到，在涉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时，景观史与环境史是有明显不同的。因此，就环境史和与景观史的关系来说，我觉得既不要轻言英国环境史是英国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不要认定英国景观史是从环境史中脱胎而出的。事实上，英国景观史和环境史各自都因自身的特色，证明了它们在英国学术界独立存在的地位和价值。
《英格兰景观的形成》是景观史的代表作。全书由十个章节组成，概述了英格兰近五千年景观变化的历史。通过霍斯金斯的论述可以看出，英格兰景观的形成可以分为这样一些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远古到诺曼征服。在这段时期里，凯尔特人、比尔盖人，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丹麦人先后来到不列颠岛，在英格兰大地上留下了他们繁衍生息的痕迹。但直到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主英格兰之际，除罗马时期留下的一些点缀性的历史遗存外，英格兰基本上还是一片荒野。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后来的丹麦人在这片荒野上筚路蓝缕、开荒拓地，建立起一些居民点，形成不少自然村落，这才使英格兰的景观逐渐摆脱它的原始风貌。
第二阶段是从诺曼征服到黑死病的爆发，这一阶段应被看成是英格兰景观的初步形成时期。诺曼征服之后，伴随封建制的确立，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促使人们更大规模地清理林地、开发荒野、排干沼泽与湿地，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以及村落的扩散，形成了中世纪英格兰一次大规模的拓殖活动。随着水磨、教堂、村庄、城镇以及城堡和桥梁在英格兰大地纷纷出现，独具特色的英格兰景观开始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之内与历史的进程之中。
第三阶段是从14世纪中期到18世纪初汉诺威王朝初创，这段时期应被视为英格兰景观的发展与定型阶段。黑死病的流行使得英格兰的城乡发展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全英格兰共有1300多个村庄被遗弃，英格兰的景观也被笼罩上忧伤与衰落的氛围。但这种氛围并未持续太久，英格兰人很快就以坚毅与顽强克服了种种困难，迅速摆脱了黑死病的阴影，积极恢复与发展生产。1350—1500年间，不但往昔的阴霾一扫而空，而且英格兰各地还兴建了不少新建筑，英格兰的景观也得到了恢复与发展。
进入16、17世纪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海外贸易的兴起，英格兰的农业不仅有了长足的进步，资本主义工商业也随之发展。英格兰的城镇和乡村都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乡村英格兰的兴盛，城镇英格兰的出现，林区郊外富豪大宅的建立，构成了英格兰景观中最有特色的景致。英格兰的景观应该说是处在历史上最为美好的一个时期。
第四个阶段是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这段时间可以被看成是工业革命对英格兰景观的影响和改造阶段。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矿山与工厂的出现改变了英格兰的乡村风貌。运河、公路与铁路的建设使英格兰城镇的面貌发生了重大改观。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英格兰城镇建设的发展，使长期以来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英格兰景观，增添了许多人们既赞不绝口又不以为然的现代成分。宁静、祥和与优雅的英格兰景观被抹上了几分喧嚣、张扬与绚丽的色彩，英格兰人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传统英格兰景观的变化，表现出了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情。
对于20世纪英格兰景观，霍斯金斯并未做较为详尽的描述。在《英格兰景观的形成》最后一章“现代英格兰的景观”之中，霍斯金斯更多地是在表达自己对英格兰传统景观的追忆与缅怀，对英格兰现代景观的反思与批评；展现的是对英格兰景观的深情与厚爱，以及呼吁人们珍视环境、热爱景观、保护自然的热切愿望。
霍斯金斯的《英格兰景观的形成》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即它是英国史学界以长时段研究方法来阐述英格兰历史进程的一部代表作。关于这一点，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的导师王觉非先生在谈到年鉴学派对英国史学的影响时，就曾这样认为：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由于年鉴学派的不少著作没有被译成英文，使人们对年鉴学派的一些重要观点和概念没有足够的了解，因此从总体上讲，年鉴学派对英国史学的影响并不大。但至少有两位学者借鉴了一些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来进行英国史的研究。一位是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另一位是我们还不太了解的霍斯金斯，他所写的《英格兰景观的形成》一书，开创了以长时段来研究英国历史的先例。
我们都知道，传统的英国史学大多是以专题研究、区域研究和个案研究为主体的，涉及的研究层面相对较窄，但深度可观。如果一位学者的研究范围超过了一百年以上，那至少会被认为是一个难以驾驭的时段。但霍斯金斯的《英格兰景观的形成》一书涵盖了英格兰从远古到现代约4500年的历史，系统地阐述了英格兰景观变迁的历史进程，探讨了从凯尔特人到现代英国人与英格兰景观形成的内在联系，驳斥了“英格兰景观是17、18世纪才形成的人为活动之结果”的观点，认为“英格兰的一切比我们的想象更为古老”，现今英格兰地图上的几乎每一个村庄在11世纪的时候都已经存在。指出英格兰景观的形成的确一直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但它决不是在17、18世纪后才出现的人为因素所影响的结果。
霍斯金斯这个通过长时段历史考察所得出的结论，不仅得到了英国学术界的认可与接受，而且还对此后的英国景观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1年迈克尔·里德（Michael Reed）所出版的《从远古到1914年的不列颠景观》（The Landscape of Britain: From Beginnings to 1914）一书，就是继承和发展了霍斯金斯研究方法的又一部英国景观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其研究范围也从英格兰扩展到了整个不列颠。
在霍斯金斯这本关于英格兰景观形成的著作中，还有不少观点和看法，可以促使我们对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英国史问题进行新的认识与思考，如罗马—不列颠时期统治对英格兰的影响问题、诺曼征服后英格兰乡村的发展问题和黑死病及疫后恢复与重建问题，等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圈地运动的占地面积和波及范围的问题。
在我们的世界史教科书中，当谈及英国的圈地运动时，一般都认为：从14、15世纪开始，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就开始把农民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赶走，并把这些土地圈占起来。到16、17世纪以后，英国的圈地运动进一步高涨。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政府又通过议会立法的方式公开圈地，使圈地以合法的形式进行。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英格兰的贵族地主为生产更多的粮食和肉类，愈发加速圈地，英格兰上下出现了一个圈地建大农场的热潮。直到1845年左右，英格兰的圈地运动才逐渐平息下去。然而，就是在这些阐述中，对英格兰在这几百年的圈地运动中，到底圈占了多少荒地、多少敞田以及圈地的范围到底多大，一直没有准确的说法。只是给人们一个印象，从14世纪到19世纪中期的这段时间内，英格兰到处都出现了大规模圈占土地的行为。
就在霍斯金斯这本书中，他给了我们一个较为准确的说法。霍斯金斯认为：1761—1844年间，议会通过了2500部圈地法案，一共圈占了400多万英亩的敞田。在1845年总圈地法案（General Enclosure Act）颁布之后，又陆续圈占了20多万英亩敞田。而在议会圈地之前所进行的圈占土地行为，大多发生在我们所说的土地所有者之间，是通过私人协议的形式进行的。霍斯金斯还认为：从1700年以来，大约有200多万英亩的荒地是通过议会圈地的形式被圈占的。而在18世纪的英格兰，根据比较合理的推测，大约有700万英亩左右的荒地（本书第179页）。
至于英格兰的圈地运动所波及的范围。霍斯金斯也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他认为：英格兰的圈地运动主要发生在中部和东部连成一片的16个郡，议会圈地的影响在这些地区特别明显。“这些郡的档案局都收藏了由圈地专员颁发的相当数量的裁定书，通常连带有一张标明教区新布局的地图，上面标出的田地和道路与我们今天所见的相当一致”（本书第186页）。而在那一段历史时期，据相关资料表明，英格兰当时有30多个非都市郡。由此可见，英格兰圈地运动的影响和规模也不及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显然，霍斯金斯在《英格兰景观的形成》一书中所提供的有关圈地运动的历史资料，使我们对英格兰圈地运动整体发展进程有了一个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除此之外，霍斯金斯关于工业革命肇始年代的看法，也颇为引人关注。他在第七章开篇就谈道：“17世纪初，英格兰依然是一片安宁的农业国度。虽然她正在经历人们所谓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本书第211页）当我们第一次接触到霍斯金斯这一看法时，也许还有些错愕之感。因为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一般都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从18世纪中期开始、到19世纪中期结束的，几乎没听说过英国在17世纪就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实际上，霍斯金斯的这一观点只是反映了英国学术界关于工业革命肇始年代的一种说法。一位名叫查理·威尔逊（Charles Wilson）的学者就提出过：英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不是1760年，而是1660年。因为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英国实行了重商主义政策，使英国的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为日后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位名为奈夫（J. U. Nef）的学者则在《英、法的政府与工业，1540—1640》一书中明确指出：在英国有两个工业革命，他认为在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英国就发生了一次工业革命。霍斯金斯关于工业革命肇始年代的观点，明显是受到了这些学者的影响。而我们又从霍斯金斯的这本著作中，进一步拓展了对英国工业革命进行深入认识的视野。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霍斯金斯的《英格兰景观的形成》就像方塘一鉴，映出了英国学术界的“天光云影”；而商务印书馆通过“英国史前沿译丛”所推出的该书中译本，则为中国的世界史同好提供了一个与英国史学大家进行学术徘徊的园地。伴随着这样的信步徘徊，我们在了解英国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历史的同时，也能够对史学发展的新领域、新方法和新观点有更全面的把握，从而促使我们在“世界日益变成地球村”的日子里，为整个人类社会更美好的明天，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本文系《英格兰景观的形成》中译本序言，《学术研究》2017年12期曾刊登此文。作者高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W.G.霍斯金斯的《英格兰景观的形成》一书，开创性地考察了英格兰景观的古今之变，成为景观史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在地方史、英国史及环境保护方面具有影响深远，自1955年出版后不断再版。该书通过大量的原始资料，辅以田野考察报告及时人记述，系统地梳理了从公元前2500年到20世纪中期英格兰景观的变化历程，勾勒出了景观形成的清晰线索，说明了人类活动对景观演进的作用。在书中，霍斯金斯表明了自己对前工业时代英格兰如画景观的追忆与缅怀，以及对其现代景观的反思与批评。该书用大量的图像展示了不同类型的景观，图文并茂，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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