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人类文明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于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众多艺术形式；在多种艺术形式中，中国园林具有特殊性。一方面，中国园林是世界三大古典园林体系之一的东亚园林的杰出代表，以文人写意山水园著称，不仅对日韩等国园林有着深远影响，而且其影响甚至远达欧洲，促成英中式园林的产生；另一方面，园林也是其他艺术的载体，园林中可陈设书画、举行诗会、演唱戏曲，园林景名也多引用自文学艺术经典之作。
自商周起，中国园林历经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不断发展，形成了皇家园林、府邸园林、私家园林、寺庙园林等不同类型，至今我们仍可以通过颐和园、避暑山庄、拙政园、狮子林等历史名园领略中国园林的艺术魅力。有关园林的文献难以计数，更有大量园林相关的文字散见于各种古籍之中，使我们能够了解历代园林的发展状况。然而，在众多的文献中却极少见造园专著，目前可知中国古代唯一的造园专著是明代计成的《园冶》。正由于这本书的存在，才使今人得窥古代造园的门径。《园冶》一书从撰写到梓行，再到重刊、重印，过程跌宕起伏，极具色彩。
《园冶》的作者计成字无否，是一位布衣文人，在《园冶》篇末中称自己“少有林下风趣，逃名丘壑中”。计成曾经游历北京、湖北等地，中年回到吴地，居于镇江。他走上造园之路纯属偶然，镇江当地有人叠山做得不好，经计成指出就让他一试，而计成少年时即以绘画出名，此时艺术功底发挥了作用，所叠假山被认为“俨然佳山也”（《园冶·自序》）。之后他就以造园为业，曾为吴玄造东第园、汪士衡造寤园、郑元勋造影园。在闲暇时，计成将自己的造园心得记录下来，并加以图示。曾任光禄少卿的曹元甫来寤园小住时，对计成的造园技艺极为赞赏。计成向他出示了自己的手稿，曹元甫评价为“斯千古未闻见者”，并建议将书名从《园牧》改为《园冶》。这更名对该书的价值是巨大的肯定，指出了该书的开创性。与汪士衡、曹元甫友善的阮大铖也曾游寤园，对计成的造园技艺和诗文水平大加赞赏，作《计无否理石兼阅其诗》。《园冶》也正是由阮大铖所刊行，现存明代原版的扉页上有章“安庆阮衙藏板如有翻刻千里必治”。
《园冶》一书共《兴造论》《园说》《相地》《立基》《屋宇》《装折》《栏杆》《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13篇。《兴造论》类似引言，介绍造园要点，提出“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总体原则；《园说》类似总论，其中“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是对中国园林特征的概括；而《相地》至《借景》则是分论，对造园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其中“雕栋飞楹构易，荫槐挺玉成难”“选向非拘宅相，安门须合厅方”“未山先麓，自然地势之嶙嶒；构土成冈，不在石形之巧拙”等语，至今仍指导着园林规划设计与营建。例如，计成在《借景》中强调“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中国工程院孟兆祯院士积数十年研究，结合设计实践，形成了以借景为核心的造园理法体系，推进了《园冶》理法的当代发展与应用，完成了深圳仙湖植物园、杭州花圃、扬州园博园园冶园等当代园林精品。
《园冶》的出现有着其历史必然性。明代商品经济发达，江南地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有着造园的广泛需求。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一部分文人以造园为业，如张南阳、计成、张南垣等人，他们都自幼受诗画熏陶，其艺术修养使其比一般工匠更能贴近园主的诉求，建造更具艺术性的园林。明代也是文化思想大爆发的时代，文学、绘画等艺术理论极为繁荣，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董其昌提出南北分宗说，不但对绘画艺术有巨大影响，促进了文人画的繁荣，也对与绘画密切相关的造园艺术产生影响。几乎与计成同时代的造园家张南垣，从董其昌学其法，将文人画法入园林，创造出“平冈小阪、截溪断谷”的风格（吴伟业《张南垣传》），得到董其昌、王时敏等人的追捧。而计成则宗荆浩、关仝之笔，采取“江南之胜，惟吾独收”（《自序》）的全景风格，无疑也有着拥趸。阮大铖此时因依附阉党被罢官，正组结文社，伺机复出，其刊刻《园冶》也可能是意图在造园方面发声。
晚明时期有不少园林相关的著作，如《长物志》《越中园亭记》等，但多为品评园林之作，而非造园专著，后者需要作者既有对园林艺术的审美，又有具体的造园从业经验，缺一不可，因此计成、张南垣等文人出身的造园家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即便如此，将造园理法落于笔端仍然困难。郑元勋在《园冶·题词》中解释了为何没有造园著作：“园有异宜，无成法，不可得而传也。”园林的营造需要根据场地条件、园主财力、社会审美等因素进行艺术性构思，难以程式化，无法用文字尽述，只可意会；而营建中的工程做法，如铺地、屋架、装折等，又需要细致而具体的描述。计成创造性地将骈、散两种文体结合在一起，以骈文论艺术，以散文述技艺，才得以成书。
骈文又称“四六文”，盛行于六朝，讲究对仗，多用典故，追求音律，辞藻华丽，气势恢宏。骈文的优势在于铺陈，而不在于细致的叙述，这种叙述方式既可以控制大势，又可以留下发挥的可能，非常适合对园林的表述。如《相地》篇中“临溪越地，虚阁堪支；夹巷借天，浮廊可度”，讲路径连接的方式，溪流可以架虚阁于其上，夹巷两边可以以空中浮廊连接，但是如何假设虚阁、浮廊，采用什么形式的虚阁、浮廊，则需要造园者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的设计。此外，通过典故可使读者联想某一名园胜景或者园林雅事，从而“顿开尘外想，拟入画中游”（《园冶·借景》）。如《园说》篇中“栽梅绕屋”引林和靖事，即可浮现“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画面。据不完全统计，《园冶》中用典67处，极大地扩展了文字所表述的内容。
《园冶》中骈体各篇多是设计原则，而散体各篇多是工程之法。工程做法需要以简练的语句进行阐解，避免过多的赘述，以便于理解。因此各章分论多为散体，总论部分多为骈体。通过不同的文体表达不同的内容。即便如此，阅读《园冶》仍有困难，需要对文学、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可能也影响了《园冶》的传播。对于工匠而言，骈文部分大量典故难以理解；对于文人园主而言，散文部分所述工程做法又显枯燥乏味。因此，清代仅造园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略一提及，之后《园冶》几乎匿迹。当然，刊刻《园冶》的阮大铖先附阉党，后降满清，为世人所不齿，也可能是造成《园冶》失传的原因。
《园冶》重新回到学界的视野是在近代。朱启钤成立中国营造学社，致力于中国建筑艺术的研究，古籍整理是其中的一项主要工作。日本学者大村西崖在《中国美术史》中介绍了明版《园冶》的雕版艺术，但很可惜，他没有认识到《园冶》在园林艺术上的价值。大村西崖告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叶翰，明版《园冶》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现并入公文书馆）。叶翰将此事告知中国营造学社的日本社员桥川时雄，桥川又转述给学社文献部主任阚铎，进而为朱启钤所知。朱启钤为此专门约见桥川时雄，请他协助获取复本。1930年北京图书馆获得《园冶》残本，仅有一二卷，第三卷佚失。朱启钤以所藏复本和北图藏本参照，组织校录《园冶》，陶湘将之收入《喜咏轩丛书》出版。阚铎托日本学者将《喜咏轩》本与内阁文库藏明版校对，并断文句读，整理图式，撰写《识语》，朱启钤也撰写了《重刊园冶序》，由中国营造学社校印发行。园林学家陈植1921在东京大学留学时，曾在导师本多静六处见到《园冶》，后来从园艺学家陆费执处得到营造学社本，转交城建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使该书为园林界所广泛了解。此后，陈植先生有感于《园冶》阅读的困难。用数十年的时间注释《园冶》，于1981年出版了《园冶注释》，引起巨大反响。1988年再版，成为研究《园冶》的必备读本，促进了《园冶》的研究。2018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将日本公文书馆所藏明版影印出版，使原著得以展示在世人面前，为《园冶》研究开启了新的篇章。
目前关于《园冶》的书籍有很多，适合不同的阅读需求。如果读者想一睹原著的风采，明版影印本无疑是最合适的。如果具有一定的古文功底，希望对其内容进行深入的了解，《园冶注释》可为首选。如果想对全文有较为快速的了解，则有王绍增教授的《园冶读本》、张家骥先生的《园冶全释》。如果对借景理法体系及当代实践感兴趣，必读孟兆祯院士的《园衍》。此外，金学智先生的《园冶多维探析》《园冶句意图释》、张薇教授的《〈园冶〉文化论》等书对《园冶》及古代造园艺术的解读也非常值得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