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是针对国内外“异文化”的研究，其主要方法是由人类学者到国内或海外的不同族群居住，通过长期参与来观察、理解当地人的行为模式、思考方式及世界观等，其研究对象也包括各个民族/族群与周围环境的多样关系。近年来文化人类学开始关注景观，景观人类学领域由此兴起。在该领域内，景观一般被定义为“被人为地赋予了文化意义的环境”，景观人类学所探讨的是不同族群利用各自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和意识形态等，赋予环境以文化意义的过程[1]。
人们在全球时代的正式经济条件下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景观，而景观人类学的着眼点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多发的景观冲突，例如在全球空间普遍均质化的过程中，许多地域都出现了带有显著地方特色的景观。这其中大部分是由地方政府、开发商、旅游公司、学者等“外部人”创造的“外部景观”，主要为了维护殖民地统治或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而这类外部景观却与当地居民等“内部人”的记忆和生活实践中的“内部景观”相悖，诸多社会问题因此频发。
文化人类学家帕梅拉·斯图尔德和安德鲁·斯特拉泽曾以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的原住民都那人为对象，进行了探究[2]。研究结果表明，都那人对环境的认知与其生命观息息相关。都那人认为，去世的人的尸体将变成土地中的“油”，由祖先的生命能量构成的土地能够为子孙带来繁荣。
都那人会将先人的坟墓搭上简易稻草棚顶，其旁边就是种植番薯的地块。随着时间推移，坟墓渐渐与番薯园融为一体。
由于这一认知，1999年当开发商在当地安置巨大的石油挖掘机时，都那人立刻紧张起来，生怕这机器将土地中的“油”汲取上来[2]。通过该案例，斯图尔德和斯特拉泽指出，对开发商而言毫无特别之处的场地，却可能是当地人视若神圣的颇具文化意义的环境。因此，人类学家不仅需要探讨当地社会的环境认知，更要保护对当地人来说不可缺少的景观。
2004～2017年，笔者按照景观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在中国广东省的广州和梅州进行了城市景观建设方面的田野调查，并以此对景观人类学的调研方法及其对景观设计过程的影响进行了总结。
广东省98%以上的人口为汉族，基本可分为三个族群——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广州是广府人的主要居住地，而梅州是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两座城市的政府和开发商等分别以当地各自的族群文化为基础，构建城市景观。
首先选定几个社区（村落），在此居住，一边访谈一边观察当地人对环境的认知及其行为；同时考察当地的亲属关系、社交网络、经济结构、节庆活动、饮食习俗、民间信仰、风水等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当地居民在性别、年龄、职业、经历等方面的多样性。另外，人类学家还需探讨当地的政府、学者、媒体是如何用“科学”方法，尤其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总结出各族群文化的特色的，以及设计师又如何利用这些特色进行景观和建筑设计。由于当地居民往往无法直接表达出他们与环境的关系，因此人类学家需要通过长期的现地考察来理解景观和其他文化因素。
在广州的老城区，青砖、满洲窗、趟栊门等建筑元素被定义为具有广府文化特色，常被应用于当地的建筑、装饰等设计中；在梅州，圆形土楼被定义为具有客家文化特色，设计师青睐于利用该形状元素设计博物馆等公共设施。但设计这些外部景观的不一定是深入了解当地生活的本地人，因而这些设计可能会与当地居民所熟知的内部景观相背离。
不可否认，当地居民包含了不同背景的居住集体。比如，在广州的老城区便有老广州和外来者的区别。前者可能来自当地不同的村落和社区，后者则包含了分别于改革开放前后移居至此的工人、商人和上班族等。由于背景不同，他们对景观的认知和实践也就各有差异。
一方面，一些外来者积极接受外部景观的意象，自费用青砖、满洲窗、趟拢门等建筑元素改造自己的住所或店铺[3]；但另一方面，部分老广州人将这些外部景观的建设视为“穿衣戴帽”工程。他们常说，青砖、满洲窗、趟栊门属于过去当地的高级文化，并不能代表普通广州人的日常生活。笔者在广州做田野调查时，经常听当地人说这些景观是“假”的。举例而言，传统上趟栊门的横木数量一定是奇数，因为奇数才有避邪作用，但近年来设计的不少趟栊门横木数量却是偶数。
满洲窗于清朝时期传入岭南，由于工艺复杂、所用玻璃需从欧洲进口，因而仅有当时的权贵之家有财力使用。今广州市荔湾区尚完整保有典型满洲窗的古建筑之一——西关大屋（下图）即为清末富商的家宅。
此外，21世纪以来，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不少城中村建起了牌楼。其中不少牌楼的建立引发了村民的极度不满，主要原因在于牌楼的位置不在村落的边界，且牌楼的颜色是与青砖一样的灰色，这在村民看来是不太吉利的。村民期望建立与临近村落同样的米黄色牌楼）[4]，以强化彼此间的友好关系。由以上实例看来，当地居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与当地的社交网络、民间信仰、风水等因素密切相关。而设计师若不了解当地的“异文化”，设计结果便可能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
来自日本的文化人类学家兼设计师片桐保昭认为，设计师是“信息处理的核心”，即通过参考多种多样的既有形态，以及科学背景与本地文化，创造新的设计形态的能动体[5]。如果设计师能够按照这个理念探究了解村民的社会网络和文化背景，设计出的牌楼便可以缓和与村民愿景之间的冲突。
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位于梅州的中国客家博物馆是较为成功的案例之一。从“科学”背景来讲，中国客家博物馆的外观类似于圆形土楼。而梅州在历史上并未出现过圆形土楼，其传统民居以围龙屋为主。尽管从表面看来这座博物馆的设计还是背离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但实际上，中国客家博物馆的空间结构是与围龙屋相近的，且在博物馆的“上厅”部分，设计了仿照围龙屋入口的图案[6]。类似的设计上的“小趣味”在某些时候可以缓和文化景观中出现的问题。
广东省梅州市中国客家博物馆外观（上）及其内部“上厅”门口部分（下）。© 河合洋尚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除了符合科学背景之外，在设计中适当纳入当地的文化因素也是重要的策略。设计师可以做科学和文化之间的“调解人”，通过“小趣味”的设计表现出和谐的景观。要着重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居民往往难以明确意识到自身与景观的关系。仅通过圆桌会议或者说明会一类的方式，是很难了解当地居民对景观的关注点的。因此，设计师不仅需要概括并应用“典型”的文化特色，更应充分学习文化人类学视角下探究景观的方法与实践，深入了解当地居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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