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当时，朱家人在老祖母去世后，反复犹豫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朱老总，毕竟那时朱老总已经担任了八路军总指挥，正在前线抗战。
母亲的去世，给朱老总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尽管钟太夫人逝世时已经八十多岁高龄，按照旧时传统的习惯来讲，算是喜丧，但朱老总在收到报丧信的那刻开始，仍然痛苦的不能自已，泪水夺眶而出。
时隔多年后，朱敏在《我的父亲朱德》一文中，提到了当年父亲收到祖母去世时的的情形：
“爹爹忍不住的悲伤化成了两行清泪，大颗大颗地从他布满血丝的眼眶里滚了出来，滴在灰色军衣上，前襟留下了一片深色的水渍。”
朱老总的一生虽然无愧于革命，但不可避免的，对家人少了许多关心，上至父母一辈儿，下至子侄一辈儿，可为了革命胜利，他不得不选择这么做。
根据朱老总撰写的《回忆我的母亲》记载，钟太夫人一生有十三个子女，但因为家里穷，养活不起，所以只留下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
据说钟太夫人年轻时生得高大，曾裹过脚但没成功，后来嫁人以后，便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务，劳碌一生，至晚年时反而成了习惯，一天不劳动便感觉不舒服。
据朱老总回忆母亲，就在生下他的前一刻，钟太夫人还在灶台上忙碌，自觉不对劲儿，回到里屋便生了下来，然后略作休息，就又回到了灶台上。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坚强的性格极大的影响了朱老总，使得他在后来参加革命以后，无论遇到何种的困难，他也能始终坚持向前。
从朱老总记事起，家里困窘的局面就没有改观过，特别是还时常受到地主的欺压。
朱老总家在四川是佃户，租种着地主的地，1895年，地主欺压佃户，要求涨地租，因为办不到，就在除夕当天，就要逼着全家人退租，迫不得已之下，朱老总一家也只好连夜分散。
那时候，钟太夫人要下地操劳，实在是无暇顾及子女，只好把他们都丢在田地间，当时朱世莲夫妇（后来成为朱老总的养父母）没有孩子，嫂子刘氏经常提出要帮衬着照顾一两个，都被钟太夫人拒绝。
刘氏很感动，后来更是坚定了要帮衬的心思，也打动了钟太夫人，最终将朱老总过继过去。
后来抗战时期，朱老总每回给老家写家书，信中都要提及两位母亲的情况，并嘱托同乡以及友人帮忙照料。
也正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朱德慢慢长大。尽管他后来参军入伍，在旧军队中一度身居高位，但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如其他旧军阀、军官那样沾染恶习，这都得益于母亲的教诲。
“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零五）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不过，朱老总并没有如父母所期待的那样投身科举，而是参军入伍，成为一个军人。
1908年，朱老总从成都学成归来，在仪陇老家办高等小学，一年差不多也只有两三次能回家，然而当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朱老总受到了当地守旧乡绅的排挤，辞职回家。
在家务农期间，朱老总随父亲挑粪上山，也不知道是山高坡陡的缘故，还是因为多年不干生疏了，朱老总上山过程中不小心跌了一跤，粪浇了自己一身，后来锄地的时候，总是锄到自己脚面上，后来是母亲钟太夫人手把手的教他，才让他又重新掌握了耕地的技术。
不久之后，朱老总收到了同学戴从龄的信，约他一起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朱老总在明知道家里会反对的情况下，下定决心要去。
在旧社会中，当兵并不能算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因为过去一直就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然而对儿子的想法，钟太夫人却表示了足够的支持。
史载：1909年初，朱德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
据朱老总自己回忆，从1909年参军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一次家，只有在1919年时，曾短暂的将父母接出来（当时朱老总任滇军旅长），但是父母一辈子辛劳惯了，反而不愿意安歇下来，所以就又回了老家，结果在途中，父亲病逝，钟太夫人回到家以后，仍然一如既往的辛劳。
朱老总在滇军时，一度享有崇高的地位，事实上如果不是后来加入，坚决参加革命，他完全可以享受更好的生活，但他艰辛在中国濒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中国才是那一盏指路明灯，所以他的革命经历，无形之中就要坎坷许多。
特别是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朱老总参加了南昌起义，不久之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并逐渐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
从那时起，朱老总同家里的联系基本就断了，直至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又取得了联系。
钟太夫人虽然有8个子女，但二子朱代凤于1905年病逝，长子朱代历，四子、五子朱代炳、朱代均又早早为国捐躯，所以家里只有最小的儿子朱代庄在身边。
钟太夫人家虽然自己过得贫苦，但总是不忘记接济身边的穷苦人家，以至于总受到儿子朱代庄的埋怨，但钟太夫人却常说：
1933年，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部下属一个姓戴的连长驻扎仪陇期间，挖了朱老总家的祖坟，并且还迫害朱家子孙，直至后来红军来到仪陇后，境况才好了不少。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红军作战失利，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朱家子孙在仪陇的处境更加糟糕。
1935年，军占领仪陇后，地方民团四处出动，残害红军家属，像朱老总这样的人家，自然是会被重点针对，朱家子孙被逼的改名换姓，逃离家乡，凄凉度日。
钟太夫人与儿子朱代庄几经辛苦逃到了泸州（据说是在地下党人掩护下），在朱老总好友戴与龄的掩护下，才侥幸生存下来。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朱老总才试探着给老家写了封信回去询问情况，然而得到情况后的他心里并不好过，因为在过去十年时间里，母亲吃了太多的苦。
朱老总那时很想回家去探望一下母亲，毕竟已经将近20年没见，但那时八路军就要开赴抗日前线，朱老总考虑再三，最终没有因私废公。
很难想象，一个统帅数万人马，堂堂八路军总指挥，参加革命多年，如今已经年近六旬的年纪，竟然身上掏不出钱来，没办法朱老总只好写信给自己的前妻陈玉珍求助：
“惟两老母均八十，尚在饿饭中，实不忍闻。望你将南溪书籍全卖及产业卖去一部，接济两母。”
陈玉珍是朱老总第三任妻子，两人成婚于1917年，当时朱老总妻子肖菊芳生下孩子（即长子朱琦）后不久病逝，周围人都劝说朱老总再娶一个，经挚友孙炳文介绍，与他的外甥女陈玉珍结婚。
陈玉珍出生于大户人家，父亲陈芳洲在县城以盛制白糖为业，当年朱老总动身赴德国留学，还是岳父陈芳洲变卖家产出资赞助的。
可朱老总那时并没有想到，因为同他的关系，陈玉珍的家也遭到了当局摧残。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陈玉珍的家产也被查抄，当时当局甚至逼迫陈玉珍交出朱老总的亲属（朱德生母、养母及侄儿朱理书、朱尚书、外甥许名扬等），还是陈玉珍察觉不对劲，赶紧将他们送到城郊古永庵藏匿。
没办法，朱老总只好又写信给挚友戴与龄，请他出面帮忙，戴与龄收到信后，及时关照了钟太夫人，这才让朱老总略感宽心。
从1937年开始，至1944年去世，钟太夫人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只是在1938年，朱老总养母刘氏去世，给老太太带去沉重打击。
钟太夫人事实上应该算无疾而终，毕竟年岁已经不轻，至去世时他还在灶台上忙碌，只是突然心有所感，认为不久后必然辞世，朱家子孙们忙着按照老太太的嘱咐，洗澡梳头，包寿帕、穿寿衣、蹬寿鞋。
钟太夫人去世后，丧仪安排还算是隆重，毕竟朱老总的名望摆在那里。只是钟太夫人去世前留有遗言，不葬入已经准备好的墓室，就葬在屋左侧的一棵大松树下，甚至要求儿孙们不要建墓碑、修坟头，钟太夫人担心自己去世后，会像朱家其他先人们那样，被当局刨棺戮尸。
母亲的去世，对朱老总的打击极大，在极度伤心之下，他写了篇祭文《母亲的回忆》（后来改为回忆我的母亲），为了悼念母亲，朱老总连续四十九天没有刮胡子。
1944年4月3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朱老总这篇祭文，这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当时延安各界纷纷向中共中央提出请求，要求表彰这位英雄母亲。
于是在4月10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牵头下，邀请延安社会各界代表一千余人，在延安杨家岭礼堂为钟太夫人举行追悼会，党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林伯渠、贺龙等领导人也前去参加大会，并送了挽联。
钟太夫人一生虽然默默无闻，但其言其行却对朱老总一生成长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钟太夫人实在无愧于一个英雄母亲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