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关注于自身的群体成员身份而不是社会个体身份时,群体规范往往被认为更具极端性特征,成员会相应地向极端方向调整自身的态度以适应这些规范。

  新媒体技术范式下的碎片化、海量化传播使得个体难以依靠自身获得发展,群体的作用以及集群化的取向在规范群体内部成员的同时,也像一把双刃剑,大幅提高群体心理极化的可能性。

  近年来频发的粉丝群体事件无一不在说明当前复杂多变的新媒介传播环境正使得粉丝群体的心理问题浮出水面,成为烫手山芋,而其中的致因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探究。本从粉丝群体心理极化的因素进行归类分析,期望能够发现其中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发掘其影响机制。

  “去中心化——再中心化”,是第五次传播革命的基本特征。尽管由于新技术的普及,受众不再是单纯的接受信息一方,传受关系的模糊化使得青年粉丝群体获得了一定的媒介话语权。

  但面对海量的信息,面对碎片化的传播,粉丝群体的消息接收面之广、之深要远超传统媒体时代,普通受众个体的能力已不能满足处理在海量信息面前的辨别、判断与分析的需要。

  粉丝群体迫切需要借助可以信赖的中间人和领头羊以帮助他们进行信息甄别、精准推送和告知真相,因而新一轮的意见领袖的话语中心建构几乎是顺势而为。

  0而这时,拥有某些渠道、资源或者在偶像文化二次生产上受到追捧与认同的粉丝个体就自动成为其他粉丝敬仰、追随的对象,他们被称为“粉头”、“大粉”,这些意见领袖不同于传统的线下粉丝会员管理层或者媒体从业者、娱乐行业从业者。

  他们作为偶像——粉丝交互传播的中间枢纽,既独立于以经济为首要目标的传媒行业,又能与粉丝群体打成一片,而不是直接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因而很容易受到普通粉丝们的追捧。

  根据调研数据显示,有 71.3%的受访者认为当下粉丝群体容易造成情感与行为激进的原因包括由于信息传播碎片化、多元化,容易失去判断力。

  这时候,作为意见领袖的粉丝个体代表,囿于自身素质或目的,或是在娱乐公司及个别媒体的授意下不加以引导或别有用心的刻意引导,极易给粉丝群体带来负面影响。

  尽管新媒体使得粉丝的媒介接触面比传统媒体时代更广,更多元,但同时也变得更复杂难辨,欺骗性更强。粉丝意见领袖天然的亲和力使得普通粉丝对其有着更深层次的信任感,意见领袖的半实名特征也给了粉丝群体予以安全感。

  因此,粉丝意见领袖更被媒体、娱乐经济公司及粉丝群体三方所看重,可以说是三方博弈的平衡点。但这个平衡却由于消息或者资源倾斜的不对等而被打破,造成信息交换失衡,意见领袖或基于偶像或己方(个人或群体)的利益。

  或基于娱乐公司的侧重拉扯,及其容易偏向某一方,因而能在“吃瓜”事件发生时搅乱局势,即所谓“带节奏”,而类似的媒介行为将或多或少引领粉丝群体走向极端。

  诚然,随着粉丝文化的发展,粉丝群体的管理圈层开始在理性追星达成共识,但仍难以抗拒有部分意见领袖在应援或者冲突事件中无法保持理性与中立态度,自我深陷情绪或利益的泥潭,乃至形成异化,给粉丝群体的合理媒介活动带来冲击。

  此外,在粉丝经济作用下的意见领袖能力一旦被有意识的强化甚至被商业化、职业化,加上目前网络泛滥成灾的“水军”,为了所谓流量,利用粉丝高度情绪化的心理进行目的性引诱或教唆,十分容易造成极化现象。

  “媒体是大众获取信息的管道,是意识形态生产和传达的场所,它对大众的世界认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介形象生产与再现在少数群体认同建构当中有着重大的影响及潜移默化的涵化作用。”

  依托于新媒体再现的媒介路径所呈现在大众面前的粉丝群体是一群“着魔的独狼”和“歇斯底里的群众”,有甚者从病理学的维度认为粉丝群体的部分异化行为是“社会紊乱的心理症候” ,粉丝群体在媒介层面的呈现,留给大众的观感仍旧是病态而扭曲的。

  过去大众和媒体大多站立在精英视角对粉丝群体及其文化进行批判式的解读,往往给粉丝群体贴上了“群氓”的标签。

  但事实上这种解读过度片面地批判了粉丝群体心理及行为上的缺陷,而没有真实全面地解释粉丝群体及其行为,造成了公众认知对粉丝群体总体印象上长期的误解。

  因此当相关媒体报道粉丝趋于偏激的追星行为时,这种媒介的呈现不断重复加深大众的认知,停留在粉丝=“脑残粉”的刻板印象。

  这种刻板印象可能随着粉丝文化诞生之日就与粉丝群体相伴,但新媒体的再现能力无疑要强于传统媒体,并且与传统媒体交叉杂糅,使得粉丝群体的贬义形象在大众心中深深扎根,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或逆转。

  在媒介化社会的今天,媒介已然成为大众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依存工具。新媒体关于信息供给和对媒介景观的呈现的角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众对现实社会的认知以及影响了其行为决策。

  而新媒体由于比起传统媒体更具备无远弗届的传播沁入能力,已然成为影响粉丝群体心理极化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其集中表现在新媒体使用的泛化,新媒体传播技术偏向的影响和监管制度的缺位上。

  新媒体技术的日渐成熟带动了“碎片化”传播时代的到来,粉丝群体所能接触到的新媒体体裁也越多元化。但多元的新媒体传播手段带来的深层影响是技术偏向的缺点对粉丝群体的影响,尤其是对信息的阅读力、判断力和价值获取的消极影响。

  根据调研数据,71.3%受访者认为“信息传播碎片化、多元化,容易失去判断力”会影响粉丝的心理极化,从而一定程度刺激他们的情绪激化与行为异化。而归结起来,新媒体传播的技术偏向,最突出的是基于大数据的碎片化精准推送。

  碎片化传播的首要弊端就是传播准入门槛的降低,以及信息把关人的缺位,进而导致信息失真。新媒体信息传播机制造成了信息的发布者和把关人角色经常混淆的现象,加之青年粉丝受自身素质和阅历限制,把关能力不强,导致信息把关形同虚设。

  信息来源、内容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新媒体信息传播把关环节的简化和力度的弱化让流言、谣言使得有了可乘之机,而自身微薄的净化能力并不足以抵抗。

  其次,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在新媒体上被稀释,加重了流言、谣言澄清的沉没成本,加之自媒体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和道德水平良莠不齐,因而造成微博、微信上谣言泛滥,成为谣言、流言及网络暴力发生的“重灾区”。

  其次,阅读浅层化,严重影响了粉丝的思维方式、弱化了群体的思辨和决策能力。面对新媒体的海量信息,趣味、戏谑乃至刺激感官的内容推送更能激起粉丝群体的阅读和传播兴趣,为偶像“打 call”和发声成为粉丝生活常态。

  因此许多商业媒体利用大数据的精准推送进行传播活动,导致粉丝群体的阅读面单薄化,信息的接收呈现窄化,信息接触的窄化容易造成情绪的聚合,提升心理异化的可能性。

  从长远来看,这种传播模式弱化了粉丝群体深入思维的能力,削弱了思维的逻辑性和连贯性,助推了情绪和心态的极端化。

  此外,碎片化传播与阅读浅层化往往更容易造成断章取义的现象,并且创造了偶像与粉丝的虚拟互动“镜像”,容易让粉丝将片面的幻想当成现实。

  新媒体给青年群体带来了比以往更为深度的媒介依赖。新媒体的便捷性满足了粉丝群体在追星过程中观点表达与倾诉沟通的渠道需求,并且新媒体在此之中为了迎合粉丝的媒介消费需求不断进行技术上的升级,使追星变得简单而方便,只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就可以享受超时空的线上实时追星。

  因此,新媒体给青年粉丝群体带来了全新的媒介诱惑和舒适的媒介体验,而粉丝群体也呈现出高度的媒介依赖:深度的媒介沉迷、以虚拟世界的行为准则为价值参照、沉迷虚拟消极避世以及陷入自我封闭的状态等。

  媒介依赖是受众与媒介间深度关联的效果呈现,而青年粉丝群体对新媒体使用成瘾,依赖程度与日俱增,新媒体俨然支配了粉丝群体的媒介生活,甚至支配了现实生活,过度媒介依赖已经成为制约社会进步发展的绊脚石,需要引起警惕和防范。

  作为新媒体的深度用户,青年粉丝群体囿于其年龄分布普遍较小、心理认知不够全面以及社会经验浅薄,再加上新媒体的监管的技术缺位和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属性,因此粉丝群体在新媒体使用过程中不同程度带着情绪化、非理性的心态。

  久而久之就会由群体情绪漫延至群际情绪,并“使得媒介凌驾于人之上,社交媒介依赖朝着非良性的、非合理的方向发展,破坏了媒介生态的平衡”。

  青年粉丝群体新媒体的使用状况与其他群体存在着不小的区别,除了媒介使用程度和使用时间以外,还有使用种类、数量、习惯等方面。

  青年粉丝群体习惯游走于各种电子终端的各种提示音和弹窗之间,或许在信息传播技术和多媒体使用技术上得到一定能力的提升,却囿于注意力、专注力和精力的匮乏而丧失信息甄别、信息整合的能力,很难对于事物有准确且透彻的认识。

  新媒体凭借技术的发展已经逐渐变成了赋予参与者狂欢式审美体验的文化广场,从而产生了狂欢性的依赖,这种依赖在粉丝这一群体日常媒介行为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表现为一种媒介沉迷,对媒介营造的偶像形象高度认同,并产生崇拜心理与追随心理。

  宗教式的偶像崇拜与沉浸式的媒介互动更容易煽动粉丝群体产生戏谑、狂暴的价值追求,“以暴制暴”几乎成为群际间对话与攻讦性互动的潜规则。就有受访者认为,“感觉粉丝与偶像的关系发展成类似宗教信徒的关系,所以会发生这些行为。”

  而长期浸润于新媒体所打造的拟态社区之中,容易使得粉丝丧失对虚拟与现实边界的判断,将社交网络上的情绪和异化心理应激反应代入现实生活,有甚者会逐步丧失现实社会交往能力;

  又或者其心理异化状态长期得不到疏解,更加沉迷于虚拟社会的群体抱团,在迫切寻求身份认同中迷失自我;又或者长期的心理压抑造成自我性格异化,甚至引发暴力倾向,对现实社会的稳定带来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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