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木结构文物建筑群的火灾荷载相比现代建筑的倍数。火灾荷载是衡量建筑物室内所容纳可燃物数量多少的参数之一。这意味着,木结构文物建筑一旦失火,蔓延快、扑救难。

  5月24日,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春青在课堂上分享了这一数据。在此半个多月前,5月2日23时许,河南开封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大礼堂发生火灾,造成这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部分屋顶坍塌损毁。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火灾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并派出督办组赴当地督促指导河南省调查组工作,要求科学严谨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近几个月,李春青团队正在为当地的文物建筑使用单位、相关部门编写一份涵盖文物建筑活化利用、消防指导等内容的指导手册。

  河南火灾发生后,团队加快了手册编写的速度。5月24日课后的下午,李春青带着4名硕博研究生调研了北京市西城区已经开放利用的几座文物建筑,确认手册中的部分细节。

  在很多人眼中,木结构文物建筑大多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最好的方法是像博物馆中的展品一样“供”起来。但李春青认为,文物建筑被利用正是保护的方式之一。只是,文物建筑在被用起来的同时又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消防难题。

  从下至上,李春青向学生介绍门前石阶、门墩、门垛、门楼,最后仰着头看屋顶,并提醒学生,“这个拍一下。”学生们面面相觑之后拿出手机拍照。李春青解释:“你们看,部分没被使用的四合院屋顶上长了草,时间久了,必然影响屋顶结构。如果是文物建筑,空置必然会产生此类问题,如果有人使用,就好了。”

  河南大学礼堂火灾发生后,文物建筑该不该用起来的问题,在网络上又掀起讨论。

  2010年至今,平遥古城武庙、中国现存最长木拱廊桥万安桥、河南大学大礼堂,还有法国的巴黎圣母院相继发生火灾。这些火灾事故对珍贵的文物建筑造成了严重破坏,损失难以估量。不少案例都是发生在文物建筑修缮期间,原本的保护措施成了文物损毁的“导火索”,令人唏嘘。

  中国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发布数据,2010年至2019年,全国共接报文物古建筑火灾392起,其中30.2%为电气原因引起,19.8%为用火不慎,生产作业占2.9%,自燃占1.9%,雷击占0.8%……李春青说,另有时间跨度更大的相关研究数据表明,在文物建筑火灾中,人为因素造成的火灾数量占到约一半。

  目前,我国登记在册的有76.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很多文物建筑存于高校,被作为日常教学用地;有的在旅游景区,每年吸引数以百万、千万计的游客。“让文物建筑避开人为的使用,少用或者不用是不是就能保护文物建筑?”有人提出“何不把文物建筑供起来”的想法。

  “有人用是好事。”李春青答。陶器、字画等可移动文物或许可以束之高阁而合理保存,但是要把不可移动的文物建筑“供”起来,一方面封闭、闲置会让文物建筑本身的空间属性功能无法施展,形成极大的浪费;另一方面,这种闲置甚至会更易出现一些文物建筑墙面返潮、木质构件腐朽、结构坍塌等问题,任其发展,文物建筑最终难逃变成一片废墟的厄运。

  她解释,当文物建筑被使用时,使用者会进行日常维护工作。如夏天时,空关的文物建筑容易有潮气,开窗通风降低湿度,可以避免建筑构件受潮而腐朽;再如修补漏雨屋面和堵塞木质构件虫眼等,从而实现对文物建筑的持续性“监控”,及时发现并修复任何小的破坏,从而避免更大的毁灭性损害。因此,这些文物建筑使用过程中的维护活动反而更有助于保护和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

  在某种程度上,文物建筑被用起来,可以产出租金盈利等效益,弥补文物建筑在保护修缮方面的政府财政投入负担。以用促保,也是国际上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惯常做法。近年,多地闲置的文物建筑出现荒废、破败乃至损毁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缺少经费,无法顾及修缮保护。

  沿着魏染胡同步行百十米,右侧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瓦结构小楼。这里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哨——京报馆旧址,内里四合院是著名报人邵飘萍故居。巧合的是,40年前的这一天,1984年5月24日,京报馆旧址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穿过小楼是一座小型四合院,由正房、厢房等建筑组成。目前,这里已经开放利用为中国唯一的红色报业专题博物馆。学生巩汝龙进入展厅后深吸了一口气,惊叹道:“这味道!”李春青老师笑了笑说:“老木头的味道。”弥散在空气里的木质清香,是独属热爱古建筑的人的浪漫。

  院子里,李春青介绍这处文物建筑的对外展览、院落、对内服务等空间划分之余,也介绍木结构建筑背后一个更重要的话题——木结构文物建筑的消防安全。

  火灾是木结构文物建筑最大的威胁。有学者指出,很多文物建筑会以50至100年为周期进行重建或修复。因火灾而损毁是部分文物建筑的宿命,即便到了科技更发达的现在,仍然如此。在消防方面,文物建筑可以说“先天不足”。要保护又要利用,势必要经历改造。那么,改造的度在哪儿?

  李春青先举了一个反例,某省有一座传统民居文物建筑活化利用为茶室,于是经营者将室内装修改为日式风格,把文物建筑室内原有的空间界面特征“包装”和“遮挡”起来。她不认同这种做法,“因为如果你置身这处文物建筑内部,根本看不出来它曾经的样貌,这就丢失了文物建筑展示文化本身的意义。”

  对于文物建筑来说,保持其真实性是业内公认的准则。在文物建筑接入现代功能的同时,不仅要把对文物建筑本身的影响要降至最低,而且要求很多改造操作都要达到“可逆的”要求。李春青解释,也就是为了利用而加入的要素未来可以拆除,并且拆除后对文物建筑没有任何影响。

  以眼前的京报馆旧址为例,这栋曾用于办公和住宅的文物建筑,如果按现代建筑的设计标准和防火规范,文物建筑需要改造其空间尺度、走道宽度,设置残疾人坡道;要安装监控,增加防火喷淋设施……这些要求有的可以实现,但是有的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保护文物建筑就不能对其进行大尺度地拆改,即使要改也要出具方案、通过论证。如果完全套用新建建筑有关的设计条例规范,可能根本无法实现文物建筑的开放利用。

  李春青介绍起京报馆旧址的活化利用:建筑的屋顶上安装了避雷支架和避雷设施,接地线路沿着墙壁角落不起眼的地方向下。室内相关管线的颜色也涂成和墙壁一样的颜色。远远看去,线路与墙壁浑然一体。其他管线也是如此,电线可以绕远从一些并不起眼的墙角接入,或者在容易安装的窗玻璃上打洞,取代更经济实惠的穿墙而过;部分管线是因“梁”因地制宜,直接搁在梁上,取代在梁上打孔铺线、安装吊链。布展板被设置在离墙50厘米远的位置,在保护墙体的同时,又把部分管线藏在展陈设施背后……种种措施都是把活化利用对文物建筑本身的影响降到最低。

  有人认为,现代建筑消防标准、技术远远高于过去,对文物建筑的保护利用过程中,何不把先进的建筑设计、消防理念用到文物建筑上?比如引入消防喷淋系统。

  距离京报馆旧址600米的湖广会馆,于2019年10月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今年1月5日,修缮后的湖广会馆正式亮相。白天,它是一个展览馆,晚上湖广会馆化身为一个开放式的舞台,观众将跟随戏中人的脚步,游历湖广会馆的古戏楼、后台、窗棂、庭院等场景,观众通过表演感受湖广会馆的历史文脉及戏曲风韵。

  “戏台,太好烧了。”学生金恩霖嘟囔了一句消防燃烧学中的常用语。“好烧”指的是一旦发生火灾,火情会以极快的速度蔓延。戏台由木质抱柱支撑,天幕为黄色金丝缎绣制。戏台上方还有匾额。这些材质燃点低,扑救难度大。

  不过,馆内消防设施还算周全。金恩霖在会馆里外统计到有2处消火栓、6处灭火器和10来个水基灭火器。

  绕着戏楼一层走了一圈,他发现天花板上每隔2-3米就有一个烟感探测器,但并没有看到消防喷淋系统,猜测这样的处理也许是担心安装喷淋系统会影响文物建筑中极具特点的天花板。

  另一位学生巩汝龙却提到:“木头进水容易,出来难。”木结构文物建筑怕火,也怕水。因为木头吸收了水分后会发生霉变、变形,甚至会影响承载能力。

  “文物建筑里做喷淋系统还是会有问题。”李春青说。这背后其实有诸多现代消防理念与传统建筑理念碰撞的情形。

  修缮徽式建筑马头墙就是业内人士常提及的典型案例。马头墙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建筑风格为密不透风的墙垛高出屋顶,可阻止火势蔓延,故也称“封火墙”“防火墙”。然而,某地在给一条老街布设消防管道、安装喷淋系统时,竟然在一条街的马头墙上都凿了洞,破坏了建筑本身的防火功能。

  现实操作中,消防供水管网的设置也常常处于两难的境地:不装就会有消防隐患;安装后,暴露出来的喷淋头破坏了古建筑的整体风格。

  该不该装喷淋系统呢?“还没有绝对的定论。需要根据文物建筑所在的地方法规要求,以及其文物等级、建筑材料、内部空间大小、功能等进行具体分析。”李春青说。

  目前,我国关于文物建筑消防方面的法律法规已经初见成效,但由于文物建筑类型多样,文物建筑按照材料可分为木结构、石构以及砖瓦结构等,实际情况比较复杂,这方面的法规体系建设还需强化。

  部分地方标准或走在前列。以北京市出台的地方标准《文物建筑防火设计规范》为例,其中对文物建筑按照重要程度划分了四级,不同等级的文物采取不同的消防设施要求。例如,当文物建筑用于民宿、餐饮等经营服务时,宜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但当有壁画彩画、藻井、塑像、天花、雕刻等易受水渍损失的要素时,不应设置自动喷淋灭后系统。

  碰到怕水的文物建筑,就要按需选择适当种类和数量的灭火设施,把火灾隐患降至最低。

  一行人又把目光聚焦到了屋顶。文物建筑的遮雨也有一套。古人将屋顶从直面改良成为弧形曲面和飞檐,下雨时,雨水顺着飞檐抛出去,便不会淋湿屋檐下的墙面和人。有人再通过一些巧思,将雨水收集入屋檐下的石缸。巩汝龙指着院子角落的缸说:“这样的缸在过去叫门海,一旦发生火灾,宫里人就会用里面的水灭火。”

  “他们有专人,通常是24小时执勤……”古人的防火经验并不只有技术上的智慧,还有相应的管理机制。

  有人认为,可以让渡一些公共利益,在文物建筑上多投入一些经费,哪怕“十防九空”也要确保文物建筑的安全。

  在实际的应用层面,合理的成本、技术是最需要被考量的因素。受限于教学环境,这是今天的实践课上学生们无法进一步接触到的知识点。李春青解释,一方面要加强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法规体系化建设,另一方面也要选择适用、适合、分级别的文物建筑防火措施,防止盲目选择昂贵且高科技的防火技术与设施,造成经济浪费。

  也在这两天,从事文物建筑防火保护工作的高级工程师、石家庄消防工程师协会副会长常力正为一家企业进行消防安全培训。

  他认为,文物建筑防火保护还存在重投入、轻管理的现象。大量建设资金投入之后,还需要长期的运行维护。如何优化防火保护建设管理模式,需要统筹考虑。尤其是如何落实好消防安全管理责任,显得尤为重要。

  他指出,某地一景区在约5平方公里范围内散布10余处文物建筑院落,每个院落都建设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并且配有消防控制室。按照规定,一间消防控制室需24小时有两人持证上岗,一天三班需6人。恰逢旅游淡季,游客稀少,景区无法满足24小时长期值班。另一方面,院落中的古戏台四面开敞,却安装了感烟火灾探测器;为了防止风沙引起误报火警,火灾探测器上罩上了保护罩,根本无法探测火灾。

  常力说,在某些文物建筑发生火灾后,各地区都会在短时间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隐患排查,以减少火灾发生的概率,但这种短期运动式的治理模式却难以起到长期效果。文物建筑防火工作并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个长期过程。如何让有限的消防管理经费发挥最大的作用,除了依靠文保人员数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奉献,还需要通过科学管理的方法改进提升管理模式。

  常力在培训过程中播放了一段监控视频。15时,一块瓦楞纸板落到一商业体天台处;17时55分,一支烟头落到离纸板不远处;17时56分,一阵风刮过,吹动纸板盖住烟头;17时57分,纸板被引燃;2分钟后,冷热空气对流,形成微小尘卷风,纸板吹到了天台另一侧的易燃的聚苯乙烯板(KT板),火势在接下来的数秒内蔓延扩大……

  他解释,在安全领域得到广泛认可的海因里希法则理论说明,每一起像火灾这样的严重事故背后,都有更多未引起严重后果的事故和大量的潜在隐患。根据这个法则,事故的发生是一个由潜在隐患逐步积累的过程,而不是孤立的事件。就上述视频,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会有纸板落下?为什么会有高空坠落的烟头?为什么天台堆放了易燃的KT板?相关的责任人是谁?他们的工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疏漏?有没有可能存在的机制漏洞?……火灾之后,不应只单单排除消防隐患,而是应该去找出隐患的原因、倒追出现问题的环节。这一套思考、追责模式放在本身就有“先天不足”的文物建筑消防中,更有价值和意义。

  目前,这套关于“消防安全管理责任”的反思,更多见于重特大的火灾事故之后,一些中小微型火灾事故后鲜少做到详尽复盘。“当然,这样的追溯是高成本的,但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的反思机制,从更长远的时间跨度来看,最终是能够将消防成本降到低点的。”常力说。

  北京西城区的街头,李春青和学生们走到福州新馆。院落外的花坛里有三棵树,其中两棵是极好辨认的银杏。第的树种并不常见,她给巩汝龙出了考题:“这是什么树?”巩汝龙一时语塞。

  “研究园林的,怎么答不上来?”李春青说:“这个花坛形状像个鞋子,给游客的观感是很好,他们也可以在这儿休息,近距离地感受文物建筑的魅力。”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和利用文物建筑?这个问题还可以讲得“大”一些。钟爱江南古典园林的李春青分享,当自己站在苏州的沧浪亭前,会背屈原所写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番体验下,所思所想和所见的景观远远超出了物我本身。这或许是文物建筑之于我们的现代意义。”

  李春青提起了刚才在京报馆旧址的门楼里看到的一幕,雨燕在文物建筑的屋檐下筑巢而居,此时归巢哺食,雏燕呦呦鸣着。工作人员不惊扰,也不赶走它们,只是轻声地让游客们抬头欣赏这一幕。

  李春青想告诉学生的是,文物建筑的保护、利用最终的目的,还得是通过度的把握达成人、自然、建筑和谐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