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大文豪，可以说无人不晓；但苏轼也是中国赏石文化之巨匠，则鲜为人知。苏轼祖籍河北栾城，他在定州任职时，发现了中华第一名石“雪浪石”，并作文铭之。所以说，苏轼与河北、与赏石文化的“缘”，深厚而长远。
苏轼祖籍栾城，因唐宋时期归赵州管辖，故常以“赵郡苏轼”自谓。苏轼、苏辙与父亲苏洵被尊称为“三苏”，同在唐宋八大家行列。“三苏”从没忘记祖籍赵州，为表达对故乡的怀恋，苏洵在自己著作《嘉祐集》中署名赵郡苏洵，苏轼常以“赵郡苏子瞻”“赵郡苏轼”“赵郡苏氏”署名，苏辙则把自己平生所作命名为《栾城集》《栾城后集》《栾城三集》和《栾城应诏集》。
苏轼曾担任定州知州，劝农、治军、整边功勋卓著，受百姓爱戴。他在治理定州期间，在州衙后圃得黑石白脉奇石，命名为“雪浪石”，置于书房前。苏轼还亲自到曲阳，定做汉白玉雪浪石盆，将雪浪石置于盆中，激水其上，观赏雪浪翻滚之纹理变化和雄姿。苏轼命好友、同僚滕希靖赋《雪浪石》诗，自己次韵。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辛酉日，苏轼作《雪浪斋铭》，并将其铭刻于芙蓉盆口沿上。
雪浪石，又称“东坡雪浪石”“前雪浪石”。雪浪石，被赋予悠久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燕赵豪气，堪称中华第一名石。
石头是人类最早认识和利用的自然资源之一。除去作为工具使用，很多石头也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目前，学者们大多认为，中国赏石文化雏形形成于商周时期，到魏晋南北朝则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开始从皇家贵胄走向寻常百姓，寄情山水，崇尚隐逸，淡泊明志，返璞归真成为众多文人墨客的追求。
唐宋时期，伴随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园林的繁荣与发展，赏石文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成为了中国赏石文化的鼎盛时期。恰恰，苏轼赶上了这一如火如荼的赏石文化的洪流，并投身其中。
苏轼的赏石情怀，既受到了前代文人名士的感染，也受到了家庭的熏陶。陶渊明曾经有一块大石，常常醉卧其上，进入梦乡，因而命名为“醒石”。作为赏石名家的白居易，不仅写下了著名的《太湖石记》，还首次提出“怪且丑”的赏石观。这些，都对苏轼赏石观起到激励作用。
苏轼赏石，自幼就受到其父苏洵的熏陶。十二岁时，苏轼在自家宅隙中挖到一块美石，苏洵谓之“天砚”，遂做成砚而赐予苏轼。此砚在苏轼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一生珍爱此砚，随身多年，并以其为传家之宝赠以儿孙。苏轼与石头的缘分自天砚始。苏轼一生赏石的例子很多，其赏石经历和成就，对中国赏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苏轼《怪石供》的创新，不仅在赏石方式，同时在赏石理论上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居黄州贬所。在赤壁江边小儿手中换取到很多细美的河卵石，回到雪堂把玩，他发现将这些怪石放在盆中，再注入清水，其纹理更加清晰，美观与灵性骤现，认定这是此类怪石玩赏的最好方法。于是，他选择了298枚怪石，放在铜盆中，注水以供佛印，并作《怪石供》一文。之后，又收集250枚并二石盘，作《后怪石供》。苏轼还曾将这些怪石盛在石斛中，寄给朋友鲁元翰，并赋诗一首，其中广为流传的名句有“清池上几案，碎月落杯盘”“坚姿聊自儆，秀色亦堪餐”。
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在登州，仅任五日州守。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还挤时间到蓬莱阁下，东海之岸，收集到很多白色卵石，并用之养菖蒲。并欣然写下“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的佳句，展现了其坚韧的品质和广阔的胸怀。这种用怪石养植物花卉的赏石行为，也被后人所青睐和效仿。
自从苏轼将细小河卵石用作怪石供及诗赋传出后，这类怪石遂成为爱石者追捧和寻觅的目标，相继有黄州石、齐安石、赤壁石、六合石、五色石、纹石、绮石、灵岩石、雨花石等新的怪石名称出现。实际上，这些繁杂的名称同属一类，只是质地有别，纹饰有变，产地有异而已。同时，也涌现出一批热衷于此类怪石赏玩的名家。
对于苏轼的发明创造，社会给予了充分的认可，自古至今的石谱、著作、论文大都给予了很高评价。宋代杜绾《云林石谱》称之为“黄州石”，言“顷因东坡先生以饼饵易于小儿，得大小百余枚，作《怪石供》，以遗佛印，后甚为士大夫所采玩”。清代收藏黄州石（齐安石）的宋荦曾言：“齐安怪石名天下，自苏子瞻始。”杨复吉为沈心《怪石录》所作跋云：“怪石之名昉于《禹贡》及《山海经》，迨苏文忠公作《怪石供》，遂成艺林佳话。”
中国赏石对象，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体量较大，不可移动，天然生长的风景名胜石，如河北承德的磬锤峰和蛤蟆石、路南石林的“万年灵芝”等。二是广泛用于园林中筑山、叠石，以及点缀于园林景观的孤赏石等园林用石，如上海豫园的“玉玲珑”、苏州刘园的冠云峰等。三是供石，是个体小巧，可移动的精美奇石，即通常所称石玩、观赏石、雅石等。供石适于陈设于室内厅堂、案几之上，可贴近观瞻，信手把玩。苏轼首先开启的怪石供，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赏石方式，被归于供石类。因此，苏轼怪石供的创新，不仅在赏石方式，同时在赏石理论上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石虽不能言，而大美在焉，审美是赏石文化的灵魂。山石之美，在于山石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于人们心灵对山石及其环境的认知和品评，即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世界观和人生观。
具有至美和灵性的奇石可喻人，可喻物，可喻诗，可喻画，人们欲在追求其孤傲的情操和坚韧不拔的品质。石之坚韧，风吹浪打，岿然不动；石之孤傲，不攀不附，不媚不俗；石之秀灵，淡泊清雅，诗情画意；石之含蓄，触景生情，托物明志；石之丑怪，怪则稀奇，丑则雄秀。
苏轼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赏石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无石不雅”已是社会和各个阶层人士的共识和期待。在赏石行为极大普及，赏石品味不断提升的状态下，赏石文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认真地总结与提高，首先面对的是赏石的标准问题。米芾有旷世之才，琴棋书画无一不精，还是宋代最知名的鉴赏家。米芾堪称石痴，一生癖石如命，酷爱灵璧石、太湖石，其拜石抢砚，传为妇孺皆知的佳话。在前人赏石的基础之上，米芾总结出的皱、瘦、漏、透的赏石标准，为世人普遍认可，这是他为赏石文化理论做出的重大贡献。苏轼大米芾十几岁，基本生活在同一时代，二人也是志同道合的好友。苏轼作《咏怪石》诗时，米芾还不到十岁，由此可知，苏轼涉足赏石的时间早于米芾。
米芾首见苏轼，系元丰四年（1081年）于黄州东坡雪堂，米芾自长沙过黄州来访。之后，米芾在评论苏轼的《枯木怪石图》时曾言：“子瞻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看来，米芾对苏轼赏石画石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苏轼在青年时期所作《咏怪石》诗，是他赏石诗文的开篇之作，诗中“天地之生我，族类广且蕃”“居海岱者充禹贡，雅与铅松相差肩”“吾闻石言愧且谢，丑状歘去不可攀”等诗句，不仅阐释怪石分布广，品类多，往往似禹贡铅松怪石，留名青史，更为重要的是明确赞赏丑石观。在苏轼之后的诗文中，这一观念不时得到充实完善。
苏轼的丑石观并不是他的发明创造，而是借鉴前人所得。白居易《双石》诗曰：“苍然两片石，厥状怪且丑。”诚然，其“怪且丑”的丑石观被苏轼继承并发展了，“丑”字成为赏石的标准之一。后“丑石观”被历代文人和赏石名家传承下来，在皱、瘦、漏、透之后加一丑字，成为赏石标准之共识。清代郑板桥对苏轼的丑石观极为赞赏，并予以发扬光大，他在《板桥题画兰竹》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东坡曰，石文而丑，一丑字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出，彼元章但知好之为好，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妙也，东坡胸次，其造化之炉冶乎，燮画此石，丑石也。丑而雄，丑而秀。”郑板桥赏石“丑而雄，丑而秀”的观念，无疑是对苏轼赏石理论的阐释与发展，拓宽了赏石的视野，提高了赏石的品位。
苏轼是以诗文咏石的集大成者。至今，似乎还没有他人能够超越，其影响力亦无人可及。
苏轼继承发展了唐以来文人赏石的文化传统，他将诗文和绘画艺术与赏石行为融会贯通，以文咏石，以画咏石。
白居易不仅写出了第一部山石专著《太湖石记》，提出“怪且丑”的赏石观，还是赏石诗作最多的伟大诗人，他的《双石》《太湖石》《磐石铭并序》等诗为其代表之作。江油市李白纪念馆移来一具牛石，李白曾赋生动而形象的《咏石牛》诗：“怪石巍巍巧似牛，山中高卧数千秋。风吹遍体无毛动，雨打浑身有汗流。芳草齐眉难入口，牧童扳角不回头。自来鼻上无绳索，天地为栏夜不收。”
宋徽宗酷爱书画、园林、怪石。他以举国之财建造的“寿山艮岳”，怪石林立，玲珑满目。宋徽宗在成千上万的怪石中，挑选六十五枚，御题刻铭，依形绘图，定名为《宣和六十五石》。宋徽宗的所作所为，影响极大，对中国赏石文化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宋徽宗收集天下奇石，被认为是劳民伤财之举，使得人民怨声载道而误国。元代郝经留有“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的诗句。
苏轼是以诗文咏石的集大成者。至今，似乎还没有他人能够超越，其影响力亦无人可及。苏轼依托《怪石供》《仇池石》和《雪浪石》而营造的三次赏石文化盛事，在中国赏石文化史上影响深远。苏雪痕先生曾对苏轼赏石的特质做出过较为客观的评价，他说：“苏轼的赏石，不在乎石本身如何……以明志、比德、言情、状物，借之寄托情思，把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融糅在一起，处处表现着他的人生观、宇宙观与生死观，借赏石发挥之。”但是，苏轼的赏石诗文，也对赏石文化产生了更深层次的影响。
试想，如果没有诸如陶渊明、白居易、李白、苏轼等文人诗情画意的表白和颂扬，赏石文化的内涵及品质绝不会如此高远。在苏轼赏石诗文中，确实能够找到许多例子。例如，苏轼经常以怪石寄托思乡之情，在《仇池石》诗中的“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与《雪浪石》诗中的“离堆四面绕江水，坐无蜀士谁与论”等诗句，都抒发了他对家乡的留恋和思念。同时，苏轼的赏石诗中，其坚韧不拔，淡泊明志，归隐山林的思想无处不在。
苏轼作为极具个性、独具风骚的赏石名家，其在“石文化”上的巨大成就，被他深邃豪放的文学成就淹没了。
苏轼更大的贡献，是将赏石、诗文、绘画融为一体，开创了以绘画艺术为赏石文化服务的先河，这一崭新途径的开辟，对赏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绘画史上，苏轼是第一个提出“文人画”的绘画大师，他极力赞赏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绘画风格，提倡诗画相通，本为一律的文风。“文者，无形之画；画者，有形之文。二者异迹而同趋，以其皆能传生写似，为世之所贵珍”。
苏轼绘画，多以竹、石、枯木为题材，作为文人画的引领者，坚持写意而不求神似的风格。单国强先生对苏轼的《枯木怪石图》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主体形象之一就是一块颇为独特的怪石，石状尖峻硬实，石皴却盘旋如涡，方圆相兼，既怪又丑。他并非如实的应物象形，但也不是凭空臆造，而是画家借熟悉的奇石之姿抒写‘胸中盘郁’，并将怪石与同样盘折奇倔的枯木画在一起，更鲜明地表露了作者耿耿不平的内心。”苏轼画枯木怪石多，人们对他的画作评论也很多。宋孔武仲《东坡居士画怪石赋》云：东坡居士“观于万物，无所不适，而尤得意于怪石之嶙峋。或凌烟而孤起，或绝渚而罗陈，端庄丑怪，不可以悉状也”。苏轼对自己画作也非常得意，他在郭祥正家做客，酒醉画壁题诗曰：“枯肠得酒芒角出，肺肝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
此后的元、明、清各朝，文人山水画一直占据主流，画法日趋多样化。尤其明清两朝，既是赏石的普及时代，也是文人画提高创新时期。其中，郑板桥的赏石观和竹石画作最具代表性。郑板桥不仅以墨竹著称，也喜爱藏石，善画怪石，还是苏轼文人画继承光大者。坊间流传着郑板桥在石砚上题“难得糊涂”的故事。据说，那一年板桥去莱州文峰山观郑文公碑，日暮借宿山间茅屋。主人是一儒雅老翁，出语不俗，自云“糊涂老人”。其室中一方桌面大的砚台，质、刻俱佳，板桥大喜。老人请板桥题名，板桥便题了“难得糊涂”四字，钤“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印。因砚石大，留白过多，板桥便请老人写一段跋文。老人挥毫立就，写道：“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而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也用一印，印文是“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板桥大惊，方知老人是一位退隐官员。有感于糊涂老人的雅号和跋文，板桥又补写了一段：“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郑板桥“难得糊涂”无人不晓，但知其为砚铭者却不多见，知其题铭过程与赏石相关者更少。
苏轼作为极具个性、独具风骚的赏石名家，其在“石文化”上的巨大成就，被他深邃豪放的文学成就淹没了。元丰五年（1082年），四十五岁的苏轼在赤壁下，雪堂中，既写下了赏石三部曲《记赤壁》《怪石供》和《后怪石供》，也创作了赤壁三咏《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前者默默无闻，后者妇孺皆知。由此看来，苏轼的赏石观、赏石精神和品质，均亟待发掘和弘扬。